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可干了吗？就算游行示威，不能找个更有意义的话题吗？我的头痛袭来，于是关掉显示器，倒在棕色的旧沙发里，疲惫地闭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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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岁贫穷单身汉在城市这个庞大资源聚合体中显得无足轻重，我每周工作三天，每天工作四个小时，主要职责是“在满足条件的申请书中挑选出个人情感认同的”，在计算机抢走大部分人类饭碗的今天，在政府部门以“个人情感”因素审批特殊贫困津贴的申请书几乎是份完美的工作，它不需要任何培训背景或知识储备，当局认为在自动审核通过的众多特殊贫困津贴申请书中挑选幸运者应当适度体现冰冷规章制度之外的人情味，故聘请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我这样的失败者参与此项工作，每周一、三、五的上午我从租住的公寓乘坐地铁来到社会保障局那间小小的、与三名同事共享的办公室，坐在电脑前，把电子印章盖在屏幕中比较顺眼的申请书上，名额时多时少，通常盖三十个印章后我的工作就结束了，余下的时间可以找人聊聊天喝喝咖啡吃两个百吉饼，直到下班铃打响。

与此前无数个周一相同，我完成四个小时的工作，打卡后离开社会保障局的灰色花岗岩大楼，走向不远处的地铁站。地铁站门口通常有个单人乐队的表演者在单调鼓声中吹着刺耳的小号，经过身边的时候那个阴郁的表演者总盯着我的眼睛或许是因为几年来我没给过他一分钱让我感到不快。猫抓玻璃一样的小号声果然响起，让我昨天尚未痊愈的头痛蠢蠢欲动，我决心向反方向走一个街区，去上一个地铁站搭地铁。

上午下了一点小雨，地面湿润，扎辫子的滑板少年飞速掠过，两只鸽子站在咖啡馆的招牌上嘀嘀咕咕。橱窗映出我的影子：身穿过时的黄色风衣的瘦削半秃中年人，长着一个与我父亲一摸一样的酒糟鼻子。我摸摸鼻子，不禁想起我久未谋面的父亲，准确地说，自从二十二岁的宴会后就再未见面的父亲。母亲给我的电话中有时会谈起他，我知道他还住在农场，养着一些牛，留着几颗苹果树用来酿酒，但酒精毁了他的肝，医生说他没办法再喝酒了，直到科学家们发明肝癌的治疗方法。说实话我并不感觉悲伤，尽管我的红鼻子和宽大的骨架完全继承了他的血统，但我整个后半生都在逃避父亲的影子，避免自己成为那样自私、狭隘与嗜酒的肥胖老头，如今我发现，唯有避免肥胖这一点，我做到了。他人生最大的亮点是娶到了我母亲。我连这一点亮点都没有。

“站住！”一声大喝打断我的自怨自艾。几个穿着黑色连帽衫的人越过车流向这边快速跑来，两名警察挥舞警棍跌跌撞撞穿过刹停的汽车追赶着，一名警察吹响哨子，另一人大声喊叫。

驾驶员的叫骂声与汽车鸣笛声响成一片。我将身体贴近咖啡馆的橱窗。别惹麻烦。父亲络腮胡子中因劣质雪茄而泛黄的牙齿在眼前闪现。穿黑色连帽衫的人撞倒路边的垃圾桶，从我身边跑过，一个、两个，一共四个人，我装作毫不在意，但发现他们都穿着帆布鞋。是年轻人。谁年轻时没有穿过脏兮兮的帆布鞋呢。我低头自己脚上暗淡无光的棕色系带皮鞋，鞋面因长时间穿着产生一道道褶皱，像我照镜子时极力回避的额头的皱纹。

忽然有人伸出手挡住望着脚面的视线，探进风衣兜里拉出我的右手，我感觉手心传来滑稽的瘙痒那人用手指在我掌心画着什么图案。我惊诧地抬起头来，停在我面前的是第四个黑衣人，身材矮小，兜帽罩住眼睛，他迅速地在我手中画着什么，然后拍拍我的手掌说：“你明白吗？”

“快点！”三个连帽衫在呼唤，第四个人回头望一眼越追越近的警察，丢下我向伙伴们飞奔而去。警察气喘吁吁地追来，“站住！”其中一个声音嘶哑地喊道，另一个口中含着哨子，吹出断断续续的哨音。我确信他们越过我的时候扭头了我一眼，但两位警官没有说什么，挥舞警棍跑远。

逃的人和追的人转过花店所在的街角，不见了。潮湿的街道上汽车开始移动，行人穿梭，彷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有我的右手，残留着陌生人指尖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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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旧吗？”我公寓楼下那间餐馆的女侍应皮笑肉不笑地问我，“当然。”我不假思索地说，“……等等，再加一份腌熏三文鱼。”已经转身走开的女侍应从肩头比划一个ok的手势。

“有什么事发生吗？鉴于你会更改你的食谱。”我唯一可以称得上朋友的熟人、同样在社会保障局工作的瘦子带着不讨人喜欢的笑容问。瘦子有一种特质，能准确嗅出每个人身上分泌的荷尔蒙味道，落座后的短短五分钟里，他已经鉴定出一个老处女、一对男同性恋、一个饥渴到可以跟送披萨小弟上床的中年怨妇、一个**过度的用哥哥身份证买到啤酒的高中生和一个性生活和谐的残疾人。

“说真的，一个坐轮椅的人怎么可能性生活和谐？”我端起杯子喝口凉啤酒。

“瘫痪的部位越高，**的可能性越高。”瘦子用长而弯曲的手臂在自己的脊椎上比划着。“而你呢，一定遇到了一个令人心动的姑娘。她是金发对吗？”他的灰眼珠带着窥探**的愉悦光芒。

“扯淡。我下午碰到示威游行，你知道，视频中那些呼吁给蚯蚓人道主义关怀的小痞子。”我摇摇头，“谢谢。”我接过女侍应递来的盘子，肉丸三明治配腌黄瓜，万年不变的晚餐食谱。

“无聊。”瘦子摇摇头。“说起来，你知道吗……‘马铃薯’这个词来源于牙买加的阿拉瓦语。”

我恍惚觉得他说后半句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奇怪，仿佛嗓子里哽了块什么东西，或许是凉啤酒让我的耳鸣复发了。“不知道。我也没兴趣学习一种已灭亡的语言。”我把腌黄瓜送进嘴里。

瘦子有些惊异地睁大灰眼睛：“你没兴趣谈这个话题？”

他的声音正常了。是耳鸣。我得去医生，如果今年医疗保险没有超额的话。“完全没兴趣。”我嘴里含着食物嘟囔着。

“好吧。”他失望地低下头，把玩着啤酒杯。女侍应将他的晚餐放在桌上，又将我的腌熏三文鱼递给我，“说真的，你们两个有空的话得出去玩玩。比如脱衣舞俱乐部什么的。”她扫了一眼我们脸上的表情，撇撇嘴，走开了。

我和瘦子扭头街对面灯红酒绿的俱乐部，没做声。我伸手从他盘子里拿出两根薯条塞进嘴里，将腌熏三文鱼向他那边推了推，“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最近聊天缺乏有趣的话题。”我说。

“你也有这个感觉？”瘦子惊奇道，“除了我的性能力鉴定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谈论的东西了。我也是这一两年发现聊天变得没趣起来。”

“也许是我们都老了？”我不情愿地缩回拿薯条的右手，手背上有一块显眼的色斑，刚出现没多久，就像二十二岁那年长裤上的污迹，令人难堪。

“我刚四十二岁！西蒙尼斯四十一岁才赢得威尔士公开赛！”瘦子叫道，右手的薯条在空中飞舞，“一定是单调的工作让我们变成这样，等退休以后一切都会不同，对吗老兄？”

“但愿如此。”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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