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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冈是辛苦做事，积功走上来的。所以一直以来，看那些走言官路线的大臣，并不是很顺眼。

旧年黄河决口，改为东流，致使水患频频。朝廷准备整修河防，向群臣征求意见。司马光连番上奏，朝廷见其在水利上说的头头是道，便决定让其都大提举河防工役，按他本人的提议去主持修筑河防工事。然后吕公著便说，这非是优待儒臣之法——‘非所以褒崇近职、待遇儒臣’。而司马光却也没有主动自请上阵，倒是之后接下了检视河防利害的差事。

也就是说，所谓儒臣只需要叉着腰说话，不需要做事。监督可以，做事就免了。要是一定要派他们去做实事，那便是‘非所以褒崇近职、待遇儒臣’。

但新党的几位核心皆是做实事出身的。王安石、吕惠卿、章惇都没做过御史，韩冈也是一样。都不是靠嘴皮子骂人出头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对新党多有认同的缘故，好歹是做事的。不做事永远都不会有错，更是可以站在干岸上笑骂由心，但做事的官员，怎么都能被挑出刺来。

韩绛闻言也是怫然不悦：“非是为商人，而是为国事。否则我等又何须劳动圣驾，在崇政殿中为此事议论？！”

李清臣张口便道：“难道这几日齐云、赛马两社里争的不是国事？”

李清臣彻彻底底的不给宰相面子，韩绛脸色发青：“那是商人无知，难道读了圣贤书后还不知道以何为重？！”

“可不只有商人！”李清臣驳得更快。

李清臣与韩绛一争起来，韩冈也就好说话了。他站了出来打圆场，“相公，台丞，且听韩冈一言。”

韩冈开口，李清臣立刻退了一步，不再跟韩绛争执，只是暗骂韩冈狡狯。他也不想顶撞宰相，而且要是蔡京事后说愿为国事牺牲一下，他到时可就是要枉做小人了，但韩冈特意当众点出蔡京的官职后，他就必须要出来维护御史台的权威，否则便无法服众。

韩绛则很直接的皱起眉头，方才韩冈将李清臣逼出来，殿上的宰辅可都看出来了。

他转身对向皇后一揖，“殿下，以臣之见，这一回除非是宰执出使，否则耶律乙辛也只会见上一面。遣出来商谈的，当也不过家奴一流的人物。虽为国事，遣一良臣去应对家奴亦未免过当。终究还是得让商人去谈。商家的事让商人谈最为合适，就算失败了，或是传出去，也不损朝廷体面。”他看了看殿中的宰执，“至于取信辽人，不如遣一老成稳重的贵戚，任职厚生司，让李明德作陪，去一趟辽国就可以了。”

殿上谁都知道李明德是谁，专为贵人家子女种痘的痘医，在京中名气极大。而所谓贵戚，本指宗室，但也可扩展到外戚的行列。宗室肯定是在考虑之外，当然就只能是外戚，其实也就是向家人。在厚生司挂个名，能得个好名声。而且厚生司遣人去辽国，即有前例，也不会惹来议论，而且比任何朝臣更能取信于耶律乙辛——纵使宋人有何诡计，也绝不至于把垂帘的皇后的娘家人丢出来当牺牲品。

可向皇后犹豫了。本来于辽人打交道的商团中，就有家里人参与其中，但那毕竟是向家另一边的姻亲，好歹不伤颜面。但现在明着要向家人出面，被勾引的坏了门风怎么办？而且韩冈是提举厚生司，外戚绝不可能跟他并肩，同提举都不可能，该安排什么职位为好。

她望向宰辅们，希望听一听他们的意见。只是两府诸公却都陷入了沉默。

韩冈已经就此事明确表态，还是坚持他之前的主张。西府的两位自然不会去反对，而东府的三人，在李清臣一棒子打掉了所有近职文臣去辽国的可能后，更不打算去冒惹怒整个文官系统的风险。哪个文臣不认为自己很重要？李清臣的话才是他们爱听的。既然如此，没必要将脏水往身上揽——一个是士林清议传些怪话，一个是惹怒朝中文臣，孰轻孰重？谁会想不明白——让韩冈自己应付去！

作为宰辅，需要考虑的是权衡内外。韩冈的提议真要计较起来也不损国家颜面，正如韩冈所说，与商人们坐下来谈的只会是耶律乙辛的家奴，朝廷没必要去为商人的行为负责。逃亡辽国的百姓、士兵年年都有，朝廷倒是可以去怪罪地方上是否治政过苛，但商人们跑去辽国赚钱，朝廷对此又没有下文主张，士林再议论，罪责也加不到两府的头上，韩冈得先出来为他的提议顶缸。

整件事最关键的就是这默认二字！

也就是说，在局势转变时，朝廷可以一声招呼都不打便将绳索收紧。既然已经将绳圈套在商人们的脖子上，宰辅们自然没有二话。纵然会有些杂音，可哪项政策会没有反对者。两府诸公几乎都是新党，当年旧党几次反扑的海啸都撑过来了，难道还会担心一些小风浪不成？

向皇后等了半天，见等不到宰辅们的争辩，想想，觉得他们应是韩冈的意见是正确的，所以才会默认。既然宰辅们也没了意见，那么也必要再多想了。

“这厚生司中任官，是勾当，还是管勾？”她问着韩冈。比起提举或同提举厚生司，以管勾为前缀就差了一等，勾当则更低一等。跟韩冈平级或相近的提举、同提举既是不可能，那么也就能在勾当和管勾两个衔头中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