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正言让他跪了三天。”魏平真道：“如果不是这一跪，正言放过他也会有些议论。”

方兴跟着道：“何况正言已经将他赶出了县衙，又挖了他的根，放过他也就跟放过一条死狗一样，无甚大碍了。”

游醇先是一愣，然后一下恍然，接着却又忧心冲冲起来：“就怕他有官身后，就盘剥百姓，将入粟的花销全都赚回来。”

魏平真眼睛一翻，笑着反问：“有官身就会有差遣吗？”

游醇张口结舌，而方兴也呼呼的笑了起来。大宋的官员数目是实阙的数倍之多，有多少官儿一辈子能轮上一个好差遣？

韩冈让诸立拿了家中所有粮食出来捐官，绝对是一个惩罚——纳粟捐官，得到官位都很小，也没有晋升的空间，而且还容易被歧视，得差遣极难，一个肥差则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很少有人这么做。正常情况下，都是花钱娶个宗亲回来，从此有官位有靠山——而且当诸立有了官身之后，就不可能再做吏员了。

诸立虽然帮着两个弟弟娶了宗女，挣了两个裙带官回来，但自己却一直保持着无官一身轻的状态，不是他做不了官，而是在衙门里的利益太大了，舍不得去做官。但现在被韩冈硬逼着买下一个不想要的官身，攒了三十年才在白马县积攒下来的影响力，转头就会化为泡影。

影响力，是威望、权位和人脉的综合。诸立的声威、地位和人脉关系，都是靠着他在县衙中做了三十年押司而渐渐聚来。现在职位不存，而且还是因为高价卖粮的缘故，而被知县处罚，他的威望从此不再，地位无存，人脉当然也不可能再保住。这还不如直接捐出来修桥铺路来得好，至少那还能攒点阴德、聚些人望，为子孙后代留点余荫。

而诸立一去，县衙胥吏中就再无人敢阴私作祟。本来被诸立压着的胡二等人就算上台来，也都要对韩冈低眉顺眼，不敢有所依违。县中上下如臂使指，应付起明年的大灾，韩冈便又多了一份把握。

“这是在玩火啊！”

文彦博将邸报一下丢到了几案上，王安石处理粮商们的手段，让他嗅到了一丝不妙的味道。

士大夫们没一个能得上那群攀附着天子，吮吸百姓膏血的裙带官。他们的死活根本不会放在文彦博的心上。只是王安石将他们置于死地的手段，让文彦博深感不安——他竟然是挑拨民意！

在文彦博来，王安石做得实在有些太过头了。

虽然大臣们为国事而上书时，都少不了带上民心、民意，皆作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可真要说起将百姓们鼓动起来做事，没有一个会答应。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个道理有谁不知？民众的聚集，对于统治者来说就代表着危险。

禁淫祀，禁邪教，推行礼法，宣扬纲常，让治下百姓循规蹈矩，这才是官员们该做的事。

文彦博当年能做上宰相，乃是靠了剿灭贝州王则煽动起来的弥勒教之乱。被煽动起来的百姓有多么恐怖，文彦博比谁都清楚。那些被邪教蛊惑了的教众，一个个如同疯子一般不顾生死。要不然王则坐困愁城，只占据着小小的一座贝州城，竟然让朝廷的十万大军围攻了数月之久，最后靠着挖掘地道方才破城。

王安石处置粮商们的手法似痛快淋漓，可这等煽动的手段如果用错了地方，带来的后果必然不堪设想。

但文彦博知道，王安石已经渡过了这一关。裹挟民意之后，如今的宰相已经重新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同时在三十七名粮商手中抄没的粮食有一百三十万石之多，而田地、银钱还未统计。这一大案，算的是开国以来净赚最多的一桩案子。对于天子、朝堂来说，多了这些粮食，应对起明年的灾情更多了一份把握。

现在的情况下，甚至连攻击王安石都难。也只有盼着大旱继续下去，才能用天人感应的道理，以及源源不断的流民，将其逐出政事堂——虽然这也算是靠着民心民意，但煽动和利用是两码事，文彦博在心中为自己辩解着。

不过粮商们落得如此下场，京城的豪商们恐怕都要起着兔死狐悲之心。王安石此前已经通过均输法和市易法彻底与豪商们对立起来，这一次下手又如此狠辣，试问哪一家豪商不担心日后王安石会食髓知味，找借口将他们灭门了。

恐惧心能让人发疯，文彦博……深悉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