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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李剑生也不客气，便继续说道：“我刚才说了，我们需要一个奋斗目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事实上，只有这些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一个最坚实的执行者和一个正确的战略方针。几位都是老首长，都知道我们红军的奋斗目标是建立苏维埃新中国，这样，第一个要素解决了。第二个要素，即最坚实的执行者，我们也有了，那就是我们最坚强的红军队伍。第三个要素和第四个要素，是两位一体的，因为只有有了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后，才可能提出正确的战略方针。反之，没有这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便也无从谈起正确的战略方针。而偏偏正确的战略方针极为重要，因为正是它指引着最坚实的执行者，坚定不移、排除万难地实现最终的奋斗目标！而眼下，我不得不说，我们红军，就缺少了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而且是这两个能够决定我们生死的因素！”

看着三个人都在品味自己的话，没有作声，李剑生继续道：“我是军人，不懂这些政治问题，只是自己喜欢历史，又喜欢思考，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思考我们眼下的情况，才得出这般的结论来。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几位首长指正！”

张闻天看了老毛和王稼徉一眼，朝李剑生点点头，道：“你讲得很好。继续讲！没事的，讲错了也不要紧！我们中央的这些人，也应该听听你这样的军事指挥员的话嘛，因为你们的话直接来自于基层，很直观，也很代表性。我们听听，正好做做参考！”

李剑生得到张闻天这句话，想了想，心中也决定继续说。当下再稍稍组织了一下语言，又开口说道：“作为一个军人，我们的要求其实不高，那就是不断地打胜仗！但看看眼前的情况，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想想，从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战士还是原来的红军战士，但苏区越打越小，最后导致全军战略转移，以致有了后来的湘江大败，究其原因，不是我们的红军战士不勇敢，也不是我们红军各部队指挥员战术指挥不得当，而是另有原因。一者，敌人比以前更强大，二者，也是最重要的，便是我们最高指挥机构战略思想出了偏差，从而把红军一次次推向险境。”说到这里，李剑生顿了一顿，又道：“为什么我说最高指挥机构战略思想出了偏差是最重要的？主要是与‘敌人强大’这个事实作对比得出来的。说敌人强大，这是事实，其实也是我们红军一直遭遇的。试问问，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四次反围剿，哪一次红军所面对的敌人不是数倍于已的？又哪一次不是以我们红军的最终胜利而告终呢？因此，这第五次反围剿，敌人的力量是增加了，比以往每一次都更强大，这是事实；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关键因素，因为如果我们指挥得当，说不定仍会如以前四次一样，最终以少胜多而获得胜利！所以，我认为最关键因素仍是刚才我所说的，即最高指挥机构战略思想出了偏差！”

说到这里，李剑生再一次停顿了一下，看了一眼三位首长，又道：“为什么这样说？我试举几例即可说明。中央主力过湘江，这样的战略大转移，却舍不得扔下坛坛罐罐，庞大的军委纵队由于辎重压身行动异常迟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1月26日，中央军委纵队就已到达文市、水车，距离湘江界首渡口不过60公里，4天时间，每天只走10多公里，首长们想一想，这样一来，红军怎么可能不失败？一个石印机，让当时担任湘江新圩两翼掩护的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首长们知不知道，当时中革军委几乎每一次给红五师的电报，都是要求‘继续坚持’。继续坚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伤亡！意味着牺牲！可是，红五师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这两天中，红十五团的三个营长牺牲了两个，一个人数不充实的团，就阵亡了五六百人！我想，这就是最高指挥机构战略思想出了偏差的一个直接表现，哪有战略转移这要搞的？这根本是不把战士的生命当回事嘛！而对于我们来说，战士的生命，是最可这宝贵的财富！说到这里，我也想说一句红三军团彭德怀军团长说过的话，那就是，这样抬着棺材走路根本不是个打仗的样子！这完全是要把中国的革命断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