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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德本的计策是,征召地方宗团、乡团武装力量进入蒙山追剿叛贼。
宗团、乡团在中土分裂时期,属于地方贵族豪望的私人武装,主要目的是保护私人财产,尤其在国与国的交界之地,比如江淮地区和荆襄地区,这种私人武装做为正规军的附属力量,在守疆卫国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土统一后,皇帝和中央曾想取缔各地的宗团和乡团,但这严重危及到了地方贵族豪望的利益,也严重危及到了地方稳定和统一大业。两害相权取其轻,统一大业和国祚的稳定乃是重中之重,所以皇帝和中央迫不得已,只好妥协,保留了大部分宗团和乡团,并将其纳入卫府系统,做为地方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承担守护地方之责。到了今日,宗团和乡团已经发展成为维护地方治安的里坊(乡镇)武装力量。
按道理,宗团和乡团是卫府鹰扬的下属组织,卫府鹰扬完全有权力调动指挥它们,但实际情况是,宗团和乡团做为地方贵族豪望的私人武装,始终控制在地方势力手中,卫府鹰扬根本指挥不动。所以当崔德本拿出这个计策的时候,梁德重先是眼前一亮,感觉这个计策非常高明。
宗团乡团不同于卫府鹰扬,它是准军事组织,军纪对它的约束力很小,只要在律法许可的范围内,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自由度较大。驱使宗团乡团去蒙山剿贼,打赢了功劳属于卫府鹰扬,打输了则是它们自己的事,与卫府鹰扬没任何关系,可谓一箭多雕,但问题是,宗团乡团的那些团主佐史,个个都是成精的“土鳖”,你想利用它们,得拿出足以打动他们的丰厚诱饵才行,否则“土鳖”们根本不鸟你。
梁德重一想到那些“土鳖”,火气就噌噌往上冲。梁德重要在彭城敛财,理所当然要与彭城的地方贵族豪望争利,再加上双方一个是关陇人,一个是山东人,彼此之间的矛盾必然激烈,冲突是在所难免,所以梁德重马上就“头痛”了。计是好计,问题是卫府指挥不动宗团乡团,彭城的贵族豪望更不会遵从梁德重的命令。好在崔德本出自山东第一豪族,在彭城贵族豪望中那是德高望重,一言九鼎,非常有号召力。
此计若由崔德本出面实施,成功的可能性很大。现在梁德重急切想剿贼立功,而崔德本急人之所急,主动放出了“诱饵”,那么梁德重是吞下这个“诱饵”,还是拒绝?如果吞下了这个“诱饵”,双方肯定要保持合作,但崔德本占据了主动,梁德重可能会失去对彭城局势的掌控,后果难料。反之,梁德重如果拒绝合作,崔德本没什么损失,梁德重的损失却大了,双方必然会因为这件事产生更大的怨隙,董纯走后,两人必然争斗,这对梁德重来说无论是戡乱剿贼还是聚敛财富都十分不利。
梁德重毕竟是百战之将,杀伐果断,他仔细权衡了利弊之后,断然决定合作。
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从未来国内局势来说,东征打高句丽那个蛮荒小国易如反掌,纯粹是杀鸡用牛刀。皇帝好大喜功,摆出这么大的排场,说白了就是因为胜券在握,故意造势,让天下的普罗大众都记住他的武功,牢记他的权威。皇帝和中央的权威大了,改革派才能牢牢控制权柄,才能继续深化改革,加速改革,坚定不移地把改革事业进行下去。改革派的目标就是中央集权,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皇帝和中央要重新分配中土的权力和财富,要把本来控制在门阀世家手里的权力和财富夺走。
梁德重所在的关中本土贵族集团是既得利益者,是坚定的保守派,他们帮助皇帝和皇族夺取了天下,统一了中土,理所当然应该享受中土的权力和财富,但如今皇帝和皇族背信弃义,要剥夺他们的权力和财富,那么可以想像,东征胜利之后,朝堂上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厮杀”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血腥,而皇帝和改革派有东征胜利之优势,会对保守派贵族进行猛烈的打击。
很明显,皇帝和改革派一旦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做为保守派成员之一的梁德重在卫府的日子当然很难过,如果运气好,或许还能捱几年,运气不好的话,估计东征之后他就要被“赶”回家了,所以他敛财的时间有限,他完全没有必要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与山东人的“斗争”中。
梁德重也不避讳,开门见山,“此计若行,还需崔郡丞鼎力相助,不知崔郡丞有何要求?”
既然梁德重很爽快的表明了立场,崔德本也就不再装模作样了,他轻轻咳嗽了一下,语含双关地说道,“据说,齐州贼王薄、孟让被齐郡郡丞张须陀四面围剿,不得不逃离长白山,南下逃窜到了鲁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