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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租界，大冢三郎带着几个小鬼子，抑郁地在各家医院穿梭。

兴隆接二连三发生袭击“皇军”事件，而且是特别“残暴”的那种。

导致“大日本皇军”损失惨重，死伤已超过一千八百余人。

还有第八师团二百多名特等射手，由于寺山少佐临死前发出的自由出击命令。

被“抗匪”拖在深山，至今联络不上情况不明。

关东军司令部震怒，首先挨训斥的就是他这个宣抚官。

他觉得理由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毕竟自己只是司令部派出的低阶情报官。

别说阻止不了寺山少佐赴援，就是劝阻原田中尉停止自由出击，也是不可能的。

不过，不管如何委屈，比起难以压抑的愤懑来说，还只是小小的一点心事！

全力协助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联手淡化这些“事件”。

才是他这个小小的大尉宣抚官，急迫进行着，且必须完成的重任。

有没有搞错啊，淡化“事件”？

一贯得寸进尺的小鬼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啦？

要知道去年，兴隆县黄花川孙杖子农民孙永勤率众抗日，打击了日伪。

鬼子还出动长城各口及天津驻军，联合国民政府河北省特警总队的六个中队、加遵化保安队、再加民团。

于5月中旬，双方共计出动一万余兵力。

动用飞机大炮，将孙部围困于遵化茅山，彻底“剿灭”。

由于国民政府“配合剿灭抗匪有功”，日方还特地于7月份就“恩赏”了个《何梅协定》。

严令撤销察哈尔、河北、平津等地的国民党党部，撤走一大批国民政府军。

还包办、撤换了这些地区一批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确确实实做到“日中友好”，不分你我。

不辞劳苦地替国民政府负担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

要知道，小鬼子为推行侵占中国的目的。

从1935年起，就全面加强了对华北的侵略步骤。

当年1月22日，鬼子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鼓吹“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对华新方针。

2月，蒋介石、汪精卫公开表示赞同和响应，并联名发布严禁排日运动的命令。

5月17日，中日两国同时发表将公使升格为大使的公告。

但小鬼子却不断制造事端，企图通过华北政权特殊化方式，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

其第一个步骤就是削弱国民政府对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的控制。

5月29日，鬼子借口国民政府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

加上天津日租界，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事件。

向国民政府提出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调关东军入关进行威胁。

国民政府继续妥协退让。

于6月10日颁布“敦睦邦交令”严禁一切排日反日言论行为。

对于鬼子“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交的“觉书”及附带事项。

何应钦复函承诺：“接受日方全部条件”。

其内容包括：

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所有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平津两市市长；取缔一切排日抗日团体和活动等。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

在此前后，鬼子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借察哈尔张北地区中队拘留日本特务一事。

指令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向国民政府进行要挟。

并调动军队屯驻察省边界，派飞机到北平上空示威。

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奉命与土肥原贤二进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