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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九点三十分。

乌云几乎压到了头顶，天空中一片阴霾，但是能够洗涤人世间所有尘埃的雨滴，但迟迟没有落下来。

风影楼带着他的七个弟弟妹妹，静静站在灵堂里。

从风红伟自杀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七天了，就像有些人常说的那样，没有你地球照样转。对于这个拥有三百五十万常驻人口的大都市来说，风红伟的死，就像是一滴落入大海的水，曾经引起过一点小小的涟漪，可是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风红伟四年前退伍，半年后进入市检察院，一年后调入反贪局，凭他非凡的胆识和才干，外加有雷军长的关照，他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就爬到了反贪局局长的位置上，从此手握监督反贪反腐的尚方宝剑，成为这个城市手眼通天的人物之一。

然后他只用了区区两年半时间，就通过敲诈勒索官员，向一些江湖人物索取孝敬，积累下惊人的财富。最终他这个监守自盗的反贪局局长，因为贪得太狠，做得太绝，得罪的人太多，终于被几十封检举信拉下了船。就在纪检委正式对他做出“双规”决定前的一天晚上，他把车开到化工厂外围，然后自己一个人跳进硝水池里自杀了。

像风红伟这种披着猫的外衣，钻进粮仓的硕鼠，自杀都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做畏罪自杀。就连他的家人，都跟着受尽千所所视，所以他死后，风影楼应该用最低调的态度，把后事处理了，然后老老实实的蛰伏起来，直到外界，都忘记了风红伟这个人，忘记了他曾经做过的事为止。

但是风影楼没有这么做，在他的坚持下，他们发布了风红伟的讣告，他们租用了的灵堂。

那些因为被风红伟抓住了把柄，所以无论风红伟提出了什么条件，都只能扬起笑脸用力点头的官员；还有那些游离于法律灰色地带，彼此之间都有见不得光的事情，一旦发生冲突，只能按“江湖规矩”私下解决，所以屡屡请风红伟这位“大哥”出面仲裁的商人们，当然不会傻的出席风红伟的追悼会。要知道，媒体的记者，还有纪检委的工作人员，就在四周瞪大了眼睛，等着猎物上钩呢。

再说了，人走茶凉，不就是官场和商场上，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吗？

所以，风红伟的灵堂已经开了整整一个半小时了，在灵堂的大门前，没有拜祭者，没有哀乐四起，没有花圈，没有人上香，依然冷冷清清的没有一个人进来，依然安静得门可罗雀。面对这种早已经在自己预计之内的场面，风影楼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咬着嘴唇，把他的身体挺立得犹如一杆标枪，任由从灵堂门前经过的人，用疑惑，甚至是讽刺和不屑的目光，看着他们这些死者的家属。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就在四周的记者和纪检委工作人员都以为，再也不会有人来这个灵堂，拜祭一个就算是死，都背着一世骂名的贪官，那些头脑灵活的记者，甚至已经开始构思诸如“千夫所指一贪官，死后也敢开灵堂，徒让世人笑百年”之类的新闻稿件时，一个瘦瘦的，小小的身影，就那样浮现在他和七个弟弟妹妹的面前。不用多说什么，她眼角那片晶莹的泪痕，还有她胸前那朵洁白的纸花，已经足够说明她的来意和真诚。

从外表上看，她只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女孩子罢了。她应该是出生在农村，进入城市的时间还不长，所以在她的身上，还保留着相当浓郁的乡土气息。她没有理会那些把照相机对准自己的记者，也没有理会那些对她而言，和普通路人没有任何分别的纪检委工作人员，她只是带着一脸的悲伤和虔诚走进了属于风红伟的灵堂，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双膝一曲，跪在了风红伟的面前。

她没有烧纸钱，却珍而重之的拿出了一双红色绣花鞋垫，在风红伟的遗像前，把它放到火盆上方，任由火苗席卷而上，把这双绣着“好人一生平安”字样的鞋垫一点点吞噬，而至变成了淡淡的灰烬。

当这个女孩走出灵堂的时候，有记者围了上去，把话筒送到了女孩的面前，并提问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来拜祭一个监守自盗，最终引得天怒人怨，畏罪自杀的贪官呢？还有，你在灵堂前烧了一付红色绣花鞋垫，这对你和风红伟来说，又有什么特殊的含意吗？”

听到记者的提问，几个弟弟妹妹的眼睛都红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风影楼的脸上，哪怕风影楼只是略略一点头，这几个孩子就会不顾一切的冲出去。但是风影楼却没有动，他仍然静静的站在那里，他只是睁大了自己的眼睛，竖起了自己的耳朵。

“我不管风大叔是不是贪官，我只知道他是我的恩人，也是一个好人。”

听到女孩子的回答，几个记者脸上都露出了不以为然的神色，其中一个比较年轻的记者，更脱口道：“像风红伟这种吸食民脂民膏的败类，又怎么会是好人，姑娘你别被他骗了。”

面对围到自己面前的记者，还有举到眼前的几只话筒，这个从小在农村长大，来到城市时间还不长的女孩，明显有点怯场，但是站在风红伟的灵堂前，听着那些记者对风红伟的评价，她猛然胀红了脸，声音更突然大了起来：“我是被人骗过，还差别被拐走了，但不是风大叔！我把纸条丢到窗外，求人报警，结果纸条送人拾起来真的到了派出所，警察根本不把纸条当回事，我被卖到了比我老家还穷的山村，卖给了一个比我大二十多岁的男人当老婆，是风大叔知道我的事情后，自己一个人开了几百里路的车，把我又从那个男人的手里买了回来。他知道我身上的钱都被那些人贩子抢走后，他还帮我租下了房子，给了我五百块钱，又帮我找了工作。”

这个女孩的声音略略一顿，但她还是鼓足了勇气，继续道：“我只是个乡下人，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是我也知道做人要知恩图报，我能够拿出手，去报答他的，也只有我自己了。我厚着脸皮去抱他，我告诉他我不在乎他有老婆，可是风大叔把我推开了，他告诉我，他救我，是因为我应该被救，他什么也不要，然后他就走掉了。”

说完这些话，这个来自偏远山村，姓格还保留着犹如大山般纯朴一面的女孩，瞪大了双眼，望着眼前几个面面相觑的记者，嘶声道：“你们说，风大叔骗我什么了，他又怎么不是好人了？如果这就是骗的话，那你骗我一次好不好？”

面对一个乡下女孩的质问，几个接受过高等教育，平时能说会道八面玲珑的记者都哑口无言，那个在风红伟的灵位前，烧了一双红鞋垫的女孩，再也不理会眼前这些号称无冕之王的新闻记者，径自调头，默默的走掉了。

就在这个女孩消失在街道的底端时，几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也在后辈的陪伴下，走进了风红伟的灵堂。

虽然他们已经老得走路都必须有人扶，但是当他们站到风红伟的遗像前时，这几个老人，却重新挺直了自己的腰。

“敬礼！”

不知道是谁发出了一声无论岁月如何流失，却依然响亮的口号，而几只苍老的右手，已经带着曾经的整齐划一，划向了几个老人的右额。就连一个坐在轮椅里，已经无法再凭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来的老人，也没有例外。

以风影楼的眼光当然可以看得出来，这几个老人，都曾经是军人。在其中几个人的身上，甚至现在还留着在战场上造成的伤痕。但风影楼不懂的是，这些年龄做他爷爷都有余的老兵，又怎么和风红伟扯上了关系。

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嘴唇不停的哆嗦着，就连受过读唇语训练的风影楼，都看不出来他想要说些什么。但是那些老人却看懂了，其中一个人对着风红伟的遗像道：“大兄弟，老四说，谢谢你送给他治脑血栓的药，他虽然还不能站起来，但总算不用每天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等死了，他还谢谢你送给他的轮椅。”

“我们这些老兵，有人打过八年抗战，有人在山里当过游击队，还有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每年建军节的时候，是有人会去看我们，送我们一袋面，几斤肉什么的，但真正关心我们，帮我们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却只有你一个。”

把几件东西放到了风红伟的遗像前，然后这些经历过中国最黑暗年代，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老人，在后辈的陪伴下，走出了灵堂。

并不是所有参加过抗曰战争的军人，都能功成名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带着一身的疲惫和伤痕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又重新抓起了锄头。在共和国的史册中，不会有他们的名字，在烈士纪念碑上也不会有他们的名字，在战场上敌人的子弹和炮弹没有要了他们的命，但是早已经摧毁了他们的健康，年轻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到了年老的时候，各种毛病就一波波的出现，每个月十二块四毛钱钱的补助，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建军节那一天，当地政斧请他们一起包饺子，送他们一袋白面几斤肉，这种表面文章，又能帮他们解决多少实际问题？

就是因为生活得并不如意，甚至可以说是生活得相当困难，这些老人并没有为风红伟送上什么花圈。

他们送到风红伟面前的，是几朵白色的纸花，外加三枚军功章。这三枚军功章，其中有两枚，带着最灿烂的五角星，而另外一枚，上面刻画的却是青天白曰。虽然它们来自不同的阵营，但是风影楼绝对可以确信，那几个老人可以珍而重之的把它们献到风红伟的面前，那么在它们上面凝聚的，必然是在那漫长的八年当中，无数中[***]人手挽手，心连心抗击强敌，书写下无数英雄传说的最动人篇章！

也许是这几个老人的表情实在太凝重，也许他们的行为已经透露出太多信息，那些堵在灵堂门前，直到现在依然不依不侥的记者，这一次并没有围上来询问他们为什么要来拜祭一个神憎鬼恶，当然应该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大贪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灵堂里的人却渐渐多了起来。

没有人组织，所以他们当然不会在灵堂开办前，就提前到场，在那里急有其事的摆足架势。他们大都是三三两两的赶到，在他们中间，有最普通的公司职员，有每天推着小车，和城管在大街小巷里打游击战的小商贩，有学生，他们几乎涵括了整个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

他们都了解风红伟的心姓，所以就算力所能及，也没有人专程抬过来一个硕大的花圈，或者是花篮。有些人，在风红伟的面前放了一朵鲜花，有些人，会放上一朵洁白的纸花，也有些人，双手空空，却在风红伟的灵位前，默默低语了很久很久。

就这样人来人往，就这样一朵朵的积累，到了最后，在风红伟的遗像前，鲜花和纸花混合在一起，竟然堆成了一座小小的山。

也就是通过这些拜祭者，风影楼最直观的了解到，风红伟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作为一名反贪局局长，风影楼当然能掌握一些官员贪污的罪证，但是他却没有把这些官员绳之于法，而是分别找他们“谈心”，直至对方“心甘情愿”的拿出大笔巨额来和他处好“人际关系”。

他是一个专门勒索贪官和不法商人的大贪官，也就是因为这样，他敛财的速度，和得罪人的速度，相同的惊人。

得到这些钱后，风红伟用它们捐助了三所希望小学，在这个城市，成立了一个教育基金会，让全省将近七百名失学儿童，重新回到了学校。他还修了两座桥，资助了二十八个孤寡老人，开设了一间针对残疾人的福利工厂。

到了地方工作后，风红伟每年到了植树节时，都会跟着领导人，扛把铁锹跑到山区种树，可是他很快就发现，他们每年都在相同的一片山坡上种树，每年树苗总是长不大，活不长。植树节对他们来说，与其说是一种社会公益活动，更不如说是一次野外公费旅游。

看着满山的荒芜，听着局里的领导，在那里长篇累牍的讲述现在中国的自然环境如何恶劣，什么水土流失，什么沙漠化严重，什么臭氧层出现漏洞，虽然在场所有人都在煞有介事的点头，但是彼此都清楚的明白，这也不过就是场面功夫罢了。至于他们今天栽下的树苗，是因为栽种的方法不对死掉了，还是因为没有人浇水死掉了，或者是直接被人丢走，又拿到别的地方卖掉了，那就不是他们能管的事情了。

没有人想到，参加了两次这种表面文章式的植树造林后，风红伟却真正行动了起来。他和当地人签定了长达两百年的荒山承包合同，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栽种了两千亩树林。再雇佣了一些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带着老婆孩子背景离乡跑到这里的山民，让他们负责看林守林护林。虽然两年时间，那些栽种到荒山的树苗，还远远没有成材，但是放眼望去，整片山坡上树苗林立一片生机盎然，相信不出十年，这里就会变成一片绿色的海洋。

如果风红伟在反贪局局长的位置上继续干下去，最多再用十年，就能完成他“植树万亩”的豪言壮志。

风红伟也曾经陪市里的领导，一起去边远贫困山区视察，并慰问坚持在那里，给孩子们上课的老师。

那个在穷困山区执教的老师在十年前，曾经在深圳某个乐团里担任吉它手，收入就算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相当不菲。就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边远山区的孩子，他辞掉吉它手的工作，进入了山区，在山村小学，一呆就是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