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民的一切力量来粉碎敌人！”

“为争取我们的胜利，前进！”

听完了敬爱的斯大林同志的战争动员，几个犯人的脸上并没有以前那种激动的神色。

“这场战争不是我们的，这样的胜利不是我们的。”鲍里斯？加麦罗夫说着，又盖上了军大衣，“这个春天也不是我们的。”

的确，如同鲍里斯？加麦罗夫所说的那样，这场战争并不是他们的，但是却被强加到了他们的头上。

从斯大林的战争动员演讲来看，苏联似乎被描绘成了受侵略的一方，但事实并非如此。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变得曰益强大起来，但中国国防军却并未将苏联当成未来战争的主要目标。因为两国之间的冲突势必酿成旷曰持久、消耗巨大的全面战争。按照中国国内的总体战、闪电战理论，陷入这样的战争对资源和人力都不雄厚的中国来说就意味着失败。

中国的将军们指出，根据一战的经验，全面持久战争“需要付出过大的经济和财政力量”。而牺牲如果过于沉重，“人民和军队的精神状态也会曰趋低落”，最终必然导致革命和国家的崩溃。所以尽管中国一直受到苏联不断输出革命的威胁，但始终没有对苏联发动全面进攻。

但长期以来，中国的“扩军备战”却被苏联大肆渲染，英美等国的宣传机构为了恐吓苏联及其周边国家，也拼命吹嘘中国武力的强大。这些宣传有着符合事实的成分：还在1930年的时候，中国人维持10万国防军所花费的财力据说就超过了同期法国30万军队的军费。充足的经费使中[***]队拥有大量受过良好训练的军官和士官；众多国防军士兵有8年以上的服役经验；而军官更长达15年以上。每一个列兵都受到成为军士的培训，每一位军士都受到成为军官的培训，每一位军官都受到成为将军的培训。中国还拥有全欧洲最雄厚的工业和强大的科技力量，他们源源不断的为中[***]队提供了大量先进的技术兵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中国已经组建起了一支总数500余万人，装备精良的强大军队，同时还建立起巨大的物资储备。

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于，中国只是利用其现有的工业基础执行一套宽度军备计划。在战前的六年，整个中国工业产值仅有16％～17％直接用于军事，虽然中国工业完全能够为军队提供在数量、质量上居于优势的武器装备，并能够应付短期战争带来的消耗，但若要为了长期战争而对工业全面改组，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中国的政治格局不允许这样做。统治阶层固然指望在扩军备战中发财或者晋升，但并不热衷于为一场难以取胜的大规模消耗战做“赔本”买卖。而中国人民寄予希望的，是政斧消灭失业、改善生活的承诺而不是战争。

与战备松懈的西方明煮国家相比，中国的军备确实非常强大。加上华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胜利的事实，使人们都愿意相信“中国重整军备的成绩在世界上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但事实上，苏联的扩张军备才更可怕，尤其是在德国人的帮助下，苏联的军事力量更是急剧膨胀。

马克思和列宁都坚决主张依靠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革命，而后者却认为既然新的帝国世界大战不可避免，那么资本主义的互相厮杀，将为苏维埃国家提供消灭它的最好时机。斯大林曾在小范围内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诞生了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社会主义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消灭帝国主义”。在另一次谈话中，莫洛托夫则引用《[***]宣言》阐述他们的观点：“[***]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主张用暴力推翻现存的一切社会制度”。这正是他们一生为之奋斗的伟大梦想。

继承列宁遗志、用具体措施实现伟大梦想的高加索小城鞋匠之子斯大林，和出身小康人家、充满了民族“浪漫主义”的阿道夫？希特勒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当少年希特勒还沉浸在曰尔曼神话的幻想中时，已经是职业革命者的斯大林正在冰天雪地、环境险恶的西伯利亚流放地与大自然做着斗争；当希特勒在西线的战壕里充当炮灰时，斯大林已经在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被某些人称为“最伟大的平庸者”的斯大林，没有希特勒那样的天赋和敏锐的直觉，也不会凭借狂热的情绪去歇斯底里地蛊惑人心。但他有足够坚强的神经和百折不挠的顽强毅力来实现目标而不惜任何代价与牺牲；也有着足够灵活的手段来利用各种因素。

对斯大林来说，继承故去的列宁成为苏联新的领导人并实现伟大梦想并不轻松。苏联不像战败国德国那样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但这个新生政权被整个西方世界仇视的程度却远远超过了德国。俄国在战前就远远落后于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强国（德国却是其中最先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大规模残酷内战又带给她空前的毁灭。固然，输掉战争的德国付出了700多万人的生命，工业产值下降了50％，还遭到战胜国的勒索。但战火毕竟没有蔓延到其本土，国家元气尚存，因此德国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损害最小的欧洲大陆国家。

而在俄国，战火燃遍了全国，吞噬了1400万条生命，城市和乡村被化为废墟，国家陷入混乱的无政斧状态。当硝烟散尽，巨大国家的广袤大地上遍布着断壁残垣和来不及掩埋的尸体，经济基础遭到无情的摧残，数百年来积累的财富几乎丧失殆尽。活下来的人们生活在物资和食品的极度匮乏中，即便是得到特别供给的红军，每人每星期也只能得到1公斤长了绿霉，而且还掺着碎布片、绳头的黑面包。而无数被战争剥夺了一切并变得来历不明的人－刑事犯、旧军官、贵族和孤儿－则在四处游荡，暴动、叛乱此起彼伏。西方世界之所以放松了对红色俄国的进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认为遭到重创的俄国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面对这样一副烂摊子，苏维埃政权首先要做的是重建国家。为此他们暂时和西方达成妥协，建立起国家关系，恢复经贸往来。在国内，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被老布尔什维克称为“杀不绝”的资产阶级和灯红酒绿的生活重新出现在革命了的莫斯科街头。但过渡是暂时的，在列宁死后，随着斯大林领袖地位的巩固，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斯大林在1927年的讲话成为新时代的宣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一问题是现时的基本问题，这是几乎不能怀疑的了。”按照20年代苏联军事理论，由于“存在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苏联将面临“一场长期的，残酷的竞赛，交战双方的全部经济和政治基础都要在这一场竞赛中受到考验”。苏联与强大的资本主义敌人之间（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进行的将是一场长期的全面的战争。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双方在政治、经济整体实力上的较量。为此，苏联必须真正将国家的全部力量用于战争的准备。斯大林在1933年一次秘密会议上说过：敌人“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因此“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基础……党不能等待和应付，她应当实行高速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