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得罪一个裴度也就罢了，虽然会有麻烦，很大的麻烦，但他们上面毕竟还有天子，有天皇老子罩着，应该没什么大不了。关键是，在得罪裴度的同时，元稹和李绅还得罪了其他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群、一大群，因为那是一个阶层，一个拥有很大势力的阶层。士大夫阶层。因为，从根本上讲，整个士大夫阶层都是科考潜规则的受益者，元稹和李绅是规则的破坏者，自然会引起他们的不满。从此，在长安，本就孤立的元稹和李绅，处境将更加的艰难。

这是一场无事无非的官场倾轧，控造双方都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和企图。参与作弊的被告，固然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请托未遂，恼羞成怒的段文昌和李绅，似乎也难言正义。只有元稹，披着一层正义的外衣，但其目的似乎更加的龌龊和卑劣。

无论如何，因为钱徽的隐忍和担当，无事无非的长庆元年贡举案，至此终于告一段落，似乎并没有引起更大的风波。长安，将再次归于宁静。其实，不然，争斗并没有结束，而是才刚刚开始。

从此，长安官场成了名符其实的战场，官官相斗的战场。从此，大唐帝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官挤官、官斗官的时代。不是你挤我，就是我挤你，不是我斗你，就是我斗你。除了动刀动枪，还动馋动谄，刀枪固然可怕，馋谄尤其难防。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争斗中，长安，不可避免的走向堕落，整个士大夫阶层的集体堕落。

不过，现在，我们不得不暂时把目光移开，去关注遥远的河北。因为，河北，永不消停的河北，出事了，出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