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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东郊的灞桥,是一座古桥,是一座闻名遐迩的古桥,因为这是一座送行的桥。
唐政府在灞桥上设有驿站,凡有人东去,其亲朋好友都要一直送到灞桥,才依依不舍的洒泪而别,并折下桥头柳枝相赠。久而久之,“灞桥折柳赠别”便成了特有的习俗。《唐诗纪事》云:“雍陶有一次送别故旧,行至灞桥,问随从曰:‘此桥为何称情尽桥?’随从道:‘因送别到此为止点,故称之情尽桥。’雍陶有感惜别之情:‘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它离恨一条条。’”这就是脍炙人口的《折柳桥》。
大唐的无数贬客骚人,都曾经从这座桥上走过,留下许多动人的诗句。盛唐的李白走过此桥,留下了“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的感叹;目睹大唐由盛转衰的边塞诗人岑参走过此桥,留下了“初程莫早发,且宿灞桥头”的眷恋;晚唐的李商隐走过此桥,留下了“灞水桥边倚华表平时二月有东巡”的遐想。当年,刘禹锡等“八司马”被贬黜,也曾走过这座桥,留下了“征徒出灞涘,回首伤如何”的无限神伤。
因此,灞桥在大唐的地理坐标上,就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出此,就离开了长安;入此,就进入了帝都。
元和十年二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两个老朋友,两个阔别十一年的老朋友,刘禹锡和柳宗元,重逢了,重逢的地点就是灞桥,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次,他们不是离开长安,而是进入帝都。
十一一年前,他们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十一年后,他们变成了饱经风霜的中年汉子;一眼望去,他们,尤其是柳宗元,却更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但无论如何,老友重逢,前途有望,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内心都充满了喜悦,就连灞桥驿站中的野花也似乎分外的妖娆,情不自已的柳宗元诗兴大发,挥毫写下了《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一诗:“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据说,据刘禹锡自己说,他的先祖是西汉赫赫有名的中山靖王刘胜。我们知道,刘胜是汉景帝的儿子,汉景帝是汉文帝的儿子,汉文帝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如此说来,刘禹锡岂不是正儿八百的帝王苗裔?又据说,据《三国志》所说,大名鼎鼎的刘备刘皇叔也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而刘备还有一个不怎么争气的儿子,刘禅,扶不起的阿斗,不知道我们的一代文豪,刘禹锡先生与这对父子有何关系,一笑。总之,不管刘禹锡的祖上是不是那位奢侈无度的西汉诸侯王,都帮不了他什么,要想活出名堂,还得靠自己!
刘禹锡前半生有着与柳宗元极其相似的人生轨迹:他们同时中进士,同时得到王叔文的赏识和提拔,同时被贬谪,又同时被召回长安。但与自己的老友不同,刘禹锡骨子里多了一些豪迈与洒脱,少了几许多愁与善感;多了一些随遇而安的怡然自得,少了一缕自怨自艾的黯然神伤。同样的穷山恶水,同样的处境艰难,同样的前途未卜,柳宗元感受到的是无穷无尽的哀怨、悲伤和愤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故作闲适的背后,藏不住的是无限的悲凉和无穷无尽的孤独与寂寞;刘禹锡却从同样险恶的环境中发现了最美好的东西,当地的民歌,竹枝词,他自得其乐的沉浸其中,不断学习、模仿和创作,将下里巴人的民间推向了一个高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豪迈不羁的背后是随遇而安、以苦为乐的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