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掌握着政权！或者说，我们所处的阶级，才是这个国家的政权主体。我们拥有制定法律、发动战争、调整税率、定义对错的一切权力。”

“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决定什么样的社会阶级构成，从而决定权力的阶级归属。华美是个重工商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就是掌握社会生产和工商业资本的资产阶级，主导这个国家的一切运作。所有的基本国策都必须符合我们的阶级利益。”

“说不好听点，假如你赵明川真是写一份报告去抱怨吕宋的贸易关税太重，也许几天后这封信就会让国会特地召开一次大会。考虑是否动用军事或外交手段让吕宋减税。而在大明，琼州的南海商号没这个本事。赵有恒也没这个本事。”

“由古至今的中国，商人一直活得很奇怪。风平浪尽的时候，富甲天下、逍遥快活、鱼肉乡里，可以通过钱去买通一切，似乎无所不能。甚至商人们可能还会有个错觉：这天下，就是为他生的，什么官府、什么大佬都是给他们玩耍在手掌之上的。但是，当朝堂里面真正有人不想按规则玩的时候。封禁捉拿是信手拈来，他们就得人头落地、抄家灭门、一片片凋零掉……明朝一代巨商沈万三的下场，刘耀禹一家的下场，你应该还能记得吧？”

“全世界的商人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掌握着世上最万能的东西。但是，封建小农经济社会的商人手中的钱，和资本社会的商人手中的钱，其实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前者只能从统治者手里买自己的命运，后者则是主导他人的命运。换句话说，当大明朝廷不卖的时候。大明的商人就会瞬间走投无路。”

“无论是广州的商人、琼州的工厂主，还是赵有恒这个重视工商业的进步官僚，他们可以说是这个古老帝国的新兴群体。虽然本质上是地主买办。却已经显露出超越寻常大明旧地主的先进生产力和社会组织性。但是，他们归根到底还只是这个帝国的依附者，而不是主导者。既没有规则的制定权，也没有真正的政治参与权，只能被动接受别人的统治，按别人的需求出牌。别人高兴时给条活路，就能过得开开心心、趾高气昂；别人看不顺眼时，马上就是阶下囚，被人剪羊毛。根本无从反抗。”

“在统治秩序下苟且偷生，除了死命捞钱。梦想有朝一日摆脱商人身份回归地主士大夫统治阶层，就很难拥有真正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你说。这样的中国商人，脖子上套着别人的权力绳索，只为一家一姓而活着，能不被玩到死吗？”

“你想真正改变大明，那你就先从帮助赵有恒或南海商号获得这个帝国的权力开始吧。什么时候他们拥有真正的权力了，不用华美去越俎代庖，才能真正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大明朝的命运。”

“这次有人逼着赵有恒抛头露面，并非我们想耍手段，其实就是再给大明个机会，看看他赵有恒到底有多大的决心想要改变。他有心，自然一切都能继续走下去，否则……”

说着说着，狄祖恭脸上浮现出一丝耐人寻味的笑容。

如电一样的感觉从头顶直透身体，当狄祖恭已经走进庄园别墅的时候，赵明川还呆呆地站在草坪区里一动不动。

……

1645年5月13日，周六，大明帝国历弘光元年四月十八。

就在狄祖恭领导的国会远东调研组在明珠市休息妥当，准备动身前往吕宋共和国首都马尼拉的时候，香港码头上，一支挂着郑家旗号的船队大摇大摆地靠岸。

在一众心急火燎的广州或琼州商人的嫉妒目光下，郑家如大扫荡一样将成堆成堆滞纳在香港的华美商品收入囊中。东联集团香港商品交易所的职工，一如既往的礼貌热情，为郑家贸易代表办理一系列交易手续，似乎生意当前根本就不用在意对方的身份。

“非官府准允，一人一货不得入关。”两广总督丁楚奎的手令，此时仿佛就是琼州南海商号头上的一座大山，而郑家的行为则超脱在外。

这大概就是郑芝龙向华美方面传递的一种信号，展示着郑家在大明东南的真正影响力——华美要做生意就好好做，只有郑家拥有主导大明东南沿海贸易的权力，任何想要挑战郑家利益核心的过分行为，都不是明智之举。

待在广州城里的郑森，此时也收到了来自父亲的一封信：朝廷升任郑森为福建同安游击将军。郑芝龙正式给予郑森独自在同安编训一营新军的权力，并可以动用郑家所有的内外部资源。

同安是郑家集团在福建的老巢势力地盘，临近厦门，往东几十里外的安海镇就建有郑家的私家造船场，历史上每年都有几艘郑家的战船在此下水。

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个郑森正式掌权建军的同安，在后世建起了一座“郑成功之墓”，以纪念这位明末奔走在大明复兴一线的伟大民族英雄。

心情振奋的郑森，带着施琅和刘国轩匆匆离开广州城，短短几天之后，上千里外的湖广，即便时间略有差池，总兵左良玉还是终于做出一件在明末历史上最最恶劣的决定：清君侧。

5月16日，农历四月二十一，左良玉不顾江北逐渐逼近的满清英亲王阿济格的主力，发布檄文讨伐马士英，率领湖广明军主力从武昌出发，沿江而下向南京进军。。

与此同时，满清豫郡王多铎也率领东路主力快速推进。分崩离析的江北四镇早已在内耗和满清的紧逼下乱成了一锅粥：刘良佐和刘泽清不战而降、狂妄的高杰死于叛军之手、黄得功孤军作战。满清主力轻取徐州后继续南下，兵锋直指扬州，江北战区彻底没了收拾。

最后关头还想着给多铎写信谋求“联手驱寇”的江北督师史可法，大概除了选择做一个道德楷模，此时已经没有任何方法阻止事态的恶化了。

“明末南都之亡，亡于左良玉之内犯。”

评价虽然是建立在历史既成事实之上，如同对万历皇帝的评语，并且回避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这场用正常逻辑无法梳理清楚的奇葩作大死内乱，让无数明代历史学者都感觉无力吐槽。但对于半壁江山的大明朝廷而言，确实是加速了长江防线的崩溃，使明朝滑入了更加无法挽回的深渊。(未完待续)R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