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传教活动已经有些变味儿了，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当时的欧洲列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而是传教事业和西方文化渗透的需要。欧洲列强对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很感兴趣，而这帮传教士的“雄心”更大，他们志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并企图用基督教义来取代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

和同样毁在基督教向外传播中的中美洲古代文明不同，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传统的儒家文化早就渗透进了人口众多的中国人的生活，西方传教士们根本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中国人入教，西方传教士们不可避免地降低了中国教民的“考核标准”，但这样一来，麻烦由此产生。

那些被吸引入会的教民，除了极少数自明末清初便开始信仰天主教的人之外，有很大一部分并非是出于信仰，而是因为生活艰难，企图获得物质援助而信教受洗，譬如后来当地人说的：“有很多穷人参加，他们并不是真信教，而是生活没出路，为穷困饥寒所逼。入教只是为吃教堂供给的馍馍，或用教堂两吊钱”；当地官员也证明说：“天主教民衣不蔽体，食无隔宿，储床灶于一掾，贫困如此。”贫困的穷苦百姓进入教会倒也还问题不大（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还缓解了中国的社会危机），麻烦的是一些不法之徒为了寻求保护而加入教会。这类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因为参加反清组织如白莲教等，在官方的追捕下而加入教会求得庇护，有的甚至是整个家族，整个村庄的人全部投入教会。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些人本来就是一些市井无赖，流氓恶棍，这些人“一旦入教，即可以无所不为耳，犯法者，入教可以逃刑，报怨者，入教可以雪恨。入教之后，不但可以抗官府，免差徭，凡鱼肉乡里之事，恣其所为”，人数虽然不多，但为恶极大。一旦教会中有这样的一两个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名声，比如美国长老会1886年在山东发展了新教民113人，同一年却有128人被开除教籍，就很说明问题了。

由于这帮人起的作用极坏（感觉和后世的“汉奸”差不多），加之双方本来的相互了解就不多，民间和教会之间的误会和冲突因而不断升级，遂演变成一系列的“教案”，由于西方传教士是受外国在华势力保护的，外国领事的介入不可避免地使事件更加复杂化了，1870年的“天津教案”则是这一时期民教问题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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