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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起缓缓答道：“孙某早年专注于声光化电，对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知之甚少，甚至间或还能听到一些诋毁之辞，说要打倒孔老二、砸烂孔家店。后来到京师大学堂任教，才在叔祖父孙文正公（孙家鼐）教诲下尝试着读了一些《四书章句集注》、《十三经注疏》，然而拘囿于古文根柢太差，只能勉强看懂十之一二。仅凭这些粗浅的理解，孙某有几点粗浅的看法。

“首先，儒家经典可以学，但要有选择地学。儒家经典无论是《四书》还是《十三经》，虽然已经写定有两三千年的时间，但其间大部分观点论断即便放在今天依然具有积极意义，作为国民的修身根本完全没有问题。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些书中或多或少都一些过时的、乃至错误的东西，比如部分礼仪制度、井田制度、贱工轻商思想、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观点等等，就必须要加以剔除。若是像天方教之于《古兰经》、像基督教之于《圣经》一样奉为圭臬，不敢稍有逾越，恐怕未免刻舟求剑！

“其次，儒学是教化之教，但非宗教之教。蛰翁、皙子你们都通读过《十三经》，也都在前清参加过科举，平心而论，你们觉得儒学是宗教么？在过去两千年里，儒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学术思想和道德伦理，然后逐步进入政治范畴，影响法律、制度、选举等等。直到晚近唐宋元明以来受禅宗影响，才逐渐开始讲究道统、静坐、法门等等，但直至今日尚未完成宗教化。姑且儒学是否有灵魂救赎、前世往生的功效，单说现在的教义距离先师孔子本来的思想何啻千里万里？

“第三，孔教可以存在。但不宜定为国教。就我本人来说，对于孔夫子是非常景仰的，愿意遵守并积极践行他在《论语》中提出的一系列为人处世准则，也乐意在他画像前鞠躬行礼以示崇敬。同时我也知道推行孔孟之道对于咱们抵抗外国文化侵略、塑造民族文化特性、凝聚国家文化向心力等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我却强烈反对把孔子定为国教，这不仅仅是妨碍信仰自由的问题。而且还会造成蒙藏新等边疆地区剧烈动荡！”

杨度点点头道：“日本之所以能定国家神道为国教，不仅因为神道教在全国各地拥有强大影响力，还在于他们国家民族结构相对单一、军队训练有素、民众对于天皇非常崇拜，故而不用担心有人趁机作乱。可咱们呢？民族成分复杂，地方割据依旧，革命党、北洋余部心怀鬼胎蠢蠢欲动。西藏、新疆各地反叛此起彼伏，外蒙已经处于半独立状态，日本又虎视眈眈。眼下平息纠纷尚且不暇，岂能自己挑起矛盾惹火烧身？”

汤寿潜却大不以为然：“皙子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纵览《二十四史》就能明白，推行儒教可以有效化解民族矛盾、消除军阀割据，虽然短时间或许有些动荡。但却是以小损而换大益、先有损而后受益！”

杨度反唇相讥道：“诚然史书中记载了很多以儒学教化天下、怀柔外夷的事例，可是古今国家实力悬殊，岂能放在一起相比？那时候我中华是天朝上国，信义著于四海，边荒蛮夷心怀景仰，对于中华文化闻风拜服，自然乐意接受儒学。而现在呢？自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以来。我中华先后被英、法、俄、日、德等国蹂躏，赔款钜万，割地无数，外藩琉球、朝鲜、安南等地也被强占，边疆各省都心存观望。国家颓败如斯，儒学斯文扫地，还想用它来化育四方？蛰翁未免太过相信史书了吧！”

孙元起说道：“皙子有一点说到了点子上，那就是文化传播终究要以强大的国力作为保障。只有咱们国家强盛起来，儒学才能流播四海，各地民众翕然来学。若是咱们国家四分五裂或者覆亡。只怕儒学也会变成历史陈迹！所以咱们现在的首要任务还是内平割据、外抗列强，维持国家完整稳定。我还是那句话，国家可以适当支持儒学发展，但绝不会把孔教定为国教！”

在接下的两个月里，孙元起会在处理完政务之后突然奔赴某地进行所谓的走访调研。北至塞上的外蒙陆军第一师、驻扎在口外的第四十七混成旅及蔡成勋的中央陆军第一师，南至湖南长沙拜访湘督谭延闿，东到苏北海州视察旱灾情况，西到兰州与甘督程子寅、青督徐树铮、新督杨增新等会晤商议组建外蒙陆军第二师备边事宜。至于太原周边的西安、延安、平阳等地更是常来常往。

总体来说，看到内阁总理突然大驾光临，除了年青士兵们能在惊愕拘谨之余很快放开顾忌畅所欲言外，无论是师旅长还是府道州县都战战兢兢，生怕出现什么纰漏，随时被总理身边膀大腰圆的警卫拖出去狗头铡伺候。甚至湘督谭延闿、新督杨增新两人都不例外，唯恐孙元起是亲自出面请他们去参加鸿门宴。然而绝多数时候，孙元起还是和颜悦色地与各地官员交谈寒暄，哪怕有什么错误也是点到为止，不为已甚。只有少数臭名昭著的贪官恶霸，孙元起才不假辞色严厉斥责，轻则免职命当地严肃查办，重则带回去交付司法部直接处理。

尽管各地官员最初对孙元起的突然袭击感到不知所措，心中反感厌烦可以想见，但随即发现孙元起视察是以奖励为主，随时可能给予各种优惠，比如对苏北旱灾增拨40万银元，迅速缓解了灾民的缺粮问题；蠲免延安府所属各府县两年田赋钱粮，用于各地植树种草防风固沙。大家心中转而又多了几分期待。尤其是经过中华广播的宣传后，全国民众反响异常强烈，很多府县的士绅居然联名给内阁发电，请求孙百熙亲临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