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怕有些不智？”孙元起叹了口气之后才接着说道，“其实如果有可能和平解决领土争端，我也不愿意和英俄两国交恶，但这可能么？这两个国家早先都只有鼻屎大小，就是利用各种卑劣的手段不断鲸吞蚕食才变成今天这样疆域辽阔的大帝国。在他们眼中，中国就好比是傻子手里的元宝，理应由他们代为保管，我们中国人不应该也无权拒绝他们的好意。

“对于这种强盗行径，温良恭俭让是没用的，和平谈判只能拖得了一时，却拖不了一世。最好的办法还是鼓起勇气硬起心肠，狠狠地敲断他们伸进来的贼爪子，让他们不敢再伸手。现在西藏、外蒙虽然闹腾得厉害，但毕竟还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出兵平乱理直气壮。只要我们能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荡平叛乱，就算英俄两国心里不痛快，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派兵干涉。”

见杨永泰欲言又止，孙元起又劝慰道：“畅卿毋庸多虑！出兵外蒙之事我会仔细斟酌的，不会轻举妄动。眼下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寄希望于袁项城的和平谈判，在陕、甘、晋、新等沿边各省编练民军不过是做好另手准备以防万一，成军至少也得在半年以后。目前我们首要任务依然是国会竞选。”

杨永泰这才放下心来。

孙元起可以杨永泰稍安勿躁，但外间征蒙抗俄的热潮却一浪高过一浪，远非孙元起所能平抑。在12月初，北京、天津、上海几乎同时出现民众到俄华道胜银行挤兑的行动。仅北京一地，短短三日之内就被提取现金二百五十万元之多，导致各处商店场肆都不敢收道胜银行的钞票，该银行发现的纸币甚至不能在市面上流通。

孙中山也不甘寂寞，一会儿主张万不可承认《俄蒙协约》，务必要坚持到底；一会儿主张对于《俄蒙协约》眼下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以观沙俄政府的行动；一会儿主张改革币制，解决财政困难，坚持长期抗俄，直至取得胜利；一会儿主张组建中日联盟，共同对抗俄国。总之，在报纸上玩得不亦乐乎。

黄兴也上书袁世凯，条陈自己的平叛建议，要求各省抽调精兵4000人组建征蒙军队，二十二个行省共计可得8.8万人，如此规模定可稳操胜算。他甚至凭借自己的半吊子军事水平，给征蒙军勾勒出北上的路线，即由北京出张家口，经内蒙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行抵土谢图汗部西北的库伦。天天在京城里听戏遛鸟的黎元洪也主张用兵入蒙。

在众人纷纷扰扰宣扬征蒙抗俄之际，孙元起囿于自身原因无法直接派兵北伐，也无法公开支持武力平乱，只能坐视事态变化，这就是困扰他的根本原因。

好在处于困扰之中的并非只有孙元起一人，还要包括袁世凯和内阁诸人。对于袁世凯来说，既不愿轻易动用他的老本北洋军远征，也不能容忍异己军队通过征蒙而立功壮大，更害怕采取武力行动会在外交上引起种种纠纷而对他不利，真可谓是麻杆打狼——两头怕。

当然，要说压力最大的还不是袁世凯，而是外交总长梁如浩。这位新科总长也是流年不利，上任没多久就遇上了这档子麻烦事，在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之际，只好亲赴沙俄驻华使馆，要求沙俄公使库朋斯基电告俄国政府迅速取消《俄蒙协约》。库朋斯基甚至没有请示俄国政府，便直截了当的拒绝了：对不起，条约已经签字公布，恕难取消！

都说“弱国无外交”，此言极是。大总统袁世凯主张尽力以和平手段解决，内阁总理赵秉钧对外政策采取和平亲睦主义，梁如浩他一个外交总长能有多少辗转腾挪的空间？顶多就是放下颜面亲赴使馆交涉。如今亲赴使馆交涉失败，又怕遭受舆论抨击，梁如浩当天便提出辞呈离开了北京。

此时正是外交的关键时刻，外交部不可一日无主，赵秉钧思忖良久，只好起用对俄国极为熟稔的前总长陆徵祥。——陆徵祥当日主动辞职就是因为信仰天主教，不肯加入国民党，阻碍了国民党“纯粹政党内阁”的形成。此时又把陆徵祥请了回来，无疑宣告执政才两三个月的国民党纯粹政党内阁就此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