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瑞利勋爵，出于绅士风度和圆滑的处世态度，只会在儿子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的真实想法，在公众场合从来都是含糊其辞，决不会明确表态。当然也有死硬派如开尔文勋爵者，这位老而弥坚的前皇家学会会长，逮着机会就要抨击孙元起一番，甚至把新理论的出现看成是个巨大的阴谋，东方小子企图颠覆西方正统科学的巨大阴谋。——对此，孙元起自然啼笑皆非。他们骂得凶了，也只会引用阿拉伯世界的一句谚语来回应他们：犬在吠，驼队依然前行。

不知是巧合，还是命中注定，就在瑞利勋爵一行拜会孙元起的当晚、孙元起第二次领取科普利奖的前夜，开尔文勋爵在苏格兰的内瑟霍尔病逝。后世的英国科学史家在提到这段历史时，用充满感伤的笔调浓墨重彩地写道：

“在1907年12月17日寒冷潮湿的冬夜，物理学大师开尔文勋爵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稍后，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牛顿墓旁。

“作为热力学主要奠基人之一，开尔文勋爵的一生都是非常成功的，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中的一位。逝世之后，得到了几乎整个英国和全世界科学家的哀悼。这也算是英国科学界继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之后，最灿烂的荣光。自此之后，英国的科学界从巅峰滑落，再也没有返回到那个令人憧憬不已的神坛。

“在开尔文去世后的第二天早晨，他极力批评过的约翰逊博士站到了英国皇家学会的领奖台上，领取他获得的第二枚科普利奖章。冥冥之中，上帝用这个残酷的现实，昭示着经典物理学研究已经走进了历史的坟墓，以后只能供人凭吊；新理论从遥远的东方被传播过来，在讲台上被郑重其事地宣介，欧洲科学家只能坐在台下虔诚地聆听、被动地接受。至于我们英国人，鉴于拥有优秀的实验环境和杰出的操作能力，在接下来的分工中，光荣地成为新理论指挥棒下合格的实验验证人员。

“每个英国人，尤其是搞研究的英国人，都应该在下午时分，去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墓地走走。左手边是标志着经典物理学开端的牛顿爵士墓，他也是英国光辉科学史的伟大起点；右手边则是标志着经典物理学终结的开尔文勋爵墓，他则英国光辉科学史的最后高峰。这一切，都沐浴在淡淡的斜阳余晖中，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开尔文勋爵、哈根斯爵士、瑞利勋爵等学者心里的绝望和悲凉。”

但在中国的科学史著作中，从来不会有人把开尔文的逝世和孙元起的获奖联系到一块儿，顶多有人在编排物理学大事记的时候，会说一句：“咦，真巧百熙先生那时候也在英国，不知道他有没有给开尔文发过唁电？”

事实上，孙元起还真给开尔文发过唁电。

此时英国的电报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在开尔文逝世后的几个小时内，消息迅速传到伦敦。作为前任会长，他去世的消息自然也通知了皇家学会。于是在第二天颁奖大会之前，全体参会人员专门起立，为他默哀。

作为皇家学会外籍会员的孙元起，出于礼节，代表自己全家、经世大学、中国科学界发去一封声情并茂的唁电，追述勋爵一生的伟大业绩。开尔文遗属显然知道俩人之间的过节，便把电报给隐匿起来，秘而不宣。一直到新世界，编纂《孙元起全集》的学者顺藤摸瓜，找到开尔文的后裔，才在一大堆文件资料翻出这份电报，让它重见天日。

接下来的几天里，孙元起应英国各大研究机构之邀，四处奔波做演讲或开研讨会。孙元起忙，那群学生也没闲着，先是花费两天功夫，向英、法、德、比等国发出数百份电报，然后四下开始联系住宿、餐饮、开会的地方。

本来孙元起以为，圣诞假期，中国留学生少不得会有一些自己的四人安排；至于千里迢迢来伦敦开会，应该没多少积极性吧？事实却大出孙元起的意料，留学生只要接到电报，几乎一个不拉，都出现在了伦敦

前面说过，清末留学外国的学生，大多数是贫穷人家的孩子。他们留学外国的经费，主要靠官府资助，不足部分由自家补齐。穷人家又能有多少家底来贴补呢？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勤工俭学呢？后来很多的留学生都是这么干的。一来是受到传统思想影响，穷人家的读书人也是读书人啊，自然放不下架子去打工赚钱；二来欧洲社会普遍还视远东为蛮荒之地，视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为肮脏不洁之人，也很少有人愿意雇佣留学生做事。

所以游学生在欧洲的生活过得非常拮据，平时能省就省，甚至很少出门。比如真实历史中的李复几，就靠转租自己的自行车来补贴自己的日常用度。

如今在假期里，有人包食宿、负责来回车费，邀请自己到伦敦遛一圈，这等好事何乐而不为？于是大家呼朋引伴，蜂拥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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