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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脑袋也不笨，想了想，转过头，看着郑朗。

郑朗垂着眼睛，就象没有看到，神游天外。

富弼不罗嗦，其他人还说什么，晏殊几首小令还没有作好呢，国家事太多，能者多劳，范仲淹要劳，交给范仲淹劳去。似乎运气真的很好，前有吕夷夷能者多劳，后有范仲淹与郑朗，这个宰相做得安逸啊。

章得象看得很清楚，范仲淹这次变法，十分迂阔，不会成功，但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让你们跳去。杜衍一世的英名，可惜因为太信任范仲淹，这次一头钻进迷雾中。可他也是一个稳重的人，干嘛得罪吕夷简。贾昌朝就差热泪盈眶，归来吧，归来哦，浪迹天涯的游子，中书才是你的云，吕夷简。范仲淹严格来说，去西北受了吕夷简一些小恩惠，也不会作声。

富弼还能说什么？

若是欧阳修带着一群小小弟，这次吕夷简也休想说话了，能捋起拳头开战。

赵祯疑惑地问道 ：“恐有争议。”

“陛下，你发起的新政，那一项没有争议，此时国家病入膏肓，不用虎狼之剂，如何救治？”

富弼又要扑倒，这是那个保守的吕夷简么？

这样想错了，包括后世的专家乱弹琴，说吕夷简是保守派，庆历新政就是吕夷简搞坏的，胡说八道。他不保守，但让茶法吓坏了，天圣二年，与李谘、刘筠用贴射法，也就是通商法代替旧茶法，应当来说，茶法在国家收入是仅占一个小头，动荡不大，结果呢，各个豪强怨谤蜂起，不仅是豪强，包括赵祯的老师孙爽都替这些豪强们出面。甚至为了平息争执，朝廷不得不将严司一些属吏流放刺配到涉门岛。吕夷简还是不甘心，在景裕三年再次与李谘恢复贴射法，豪贾们想反对，那时吕夷简地位已固，于是灵机一动，用四说法代替原先的三说法，向朝廷表示让步，其实换汤不换药。结果在他们步步进攻下，茶法宣告第二次失败。这两次失败让他记忆犹新，自此以后，与张说、姚崇他们一样，只能进行碎步式的改革，也就是郑朗嘴中的微调。

直到为了免役法，郑朗上门与吕夷简促膝谈心，吕夷简才茅塞顿开。

吕夷简茶法失败，以及马上的庆历新政失败，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失败，说倒底，也就是郑朗在宫中与赵祯所谈的中庸。那样说，是冠以儒家大义。说白一点，一旦变法，一部分豪强权贵利益会受到伤害，最好不要触动他们的利益，真避免不了，给他们一些新的利益做补偿，安抚他们的情绪，没办法，如郑朗的中庸里面所写，所谓的天下便是这些精英的天下，至于老百姓，见鬼去吧，一万年老百姓也不可能当家作主。

真没有办法补偿，拉拢一批新的权贵，让他们受益，有权贵在反对，但有权贵在支持，相互冲解，法便落实下去，只要执行几年，或十几年成为习惯，也就不会再吵。

但郑朗冠以一个好葬的名字，仁。

仅这一点还是不够的，仁是恩，还需要威，用法令来制裁与震摄。

这两条庆历新政什么地方看到了？

再加去一群乱七八糟，不知深重的小弟上蹦下跳，轰能不失败？

郑朗将想法说出来，吕夷简黯然，然后天天将郑朗的中庸捧着，当语录看。又对吕公著说出以事论事与因人论事中间种种区别，这样高深的哲学话题。

赵祯想了想，说道：“准。”

吕夷简又说道：“陛下，但到下面，不是整块田地，大田者十几亩，小田者仅几分，各不相连，有的主户田地分散在几十处，几百处，测量不易。故臣以为还要下一份诏书，各地耆户长丈量管辖内的田亩，立木植树为界，标洲田主、土色、田亩大小，良疮，然后交给各县令备案，以后若因为灾害、拓荒、易主、水利、道路等原因变动，必须重新请耆户长测量，再向各县衙备案。官员下去测量田亩时，按各县衙10册测量，不在10册范围内，或者与10册范围内田亩不实者，皆悉数充公。耆户长不执行者，没耆户长地以罚之。否则即便有官员下去清量，也是两眼茫茫。陛下请三思。”

富弼再次瞪目结舌。

但吕夷简与郑朗用意并不是在此。

并田与隐田的历史十分复杂，唐朝先以丁纳税，一丁交多少粮与布，担负多少力役。于是有的官员不让百姓流动，堵塞州县通向外界的道路，甚至将扬州与开封这样的繁华商业城市商业进行封闭，让市民返回农村种田。这肯定是不对的，后来有了杨炎的两税法。执行得也不大好，引起很大争议。但使宋朝受益，宋朝人们熟悉，于是继续使用两税法。

百姓用所出产的谷、帛、金铁与桑麻分夏秋两季上交，征税额是取其民田按上中下三等纳税，若是中田取其一季所产一石的十分之一，也就是一斗向朝廷纳税。

实际不止，否则郑朗不会在太平州收其十分之三，百姓还喜笑颜开。因为除了这一税外，还有支移，从调动费到起纲钱、雇船钱等等，名目繁多，便民反成苛民的折变，加耗，最厉害的官员能让一斗粮加耗到四斗，触面，这个从唐朝就开了，官吏往上踢啊，踢下来的便是自己的，最厉害的两斗半能踢出仅剩下一斗。

这才是真正的两散

两税各种物资折合下来所得，一般在三千几百万到四千几百万贯，仅两税也比唐朝所有税务高，不过百姓反而没有唐朝百姓负担沉重。因为唐朝存在大量免役户，包括曾经庞大的五姓七家，所征的范围面很小，虽不及宋朝多，但真正被征税户负担远比宋朝繁重。

宋朝除了职田外，只要是民田必须要交两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