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是好文章，但是政见不是好政见。

“为何？”

“齐败于秦，有多种原因，制度不同，孟尝君只是国相，能为国家做事，但不能养国器。”

就事论事嘛，你一个宰相养着李斯、王翦这些国家文武重臣做什么，岂不是要谋反作乱？况且两国情况各不相同，怎能将齐国灭亡的命运怪罪于一个孟尝君头上呢？

“行知，我也认为不妥，孟尝君入而困于秦，非用此辈，岂能返回齐国。假若有一天行知出使契丹，只要平安返回宋朝，无论用什么样的人，使出什么样的手段，我认为都是对的。”

特殊情况下使用的人物，何必戴大帽子，与国家兴亡又有什么关系？文过矣！

郑朗莞尔一笑，说：“这篇文章，我只是用它来抛砖引玉，说一说用人。”

“用人？”三人奇怪地问。

“是用人。”郑朗说道。

既然准备为战后打算，郑朗要说一些问题。庆历新政改革便有一条择官长，任贤能。具体做法便是委中书、枢密院各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两制共举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共举知州五人，御史台中丞、知杂、三院共举知州五人，开封知府、推官共举知州五人，逐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各同举知州五人，知县县令十人，逐知州知州通判同举知县县令二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你举荐的人，做得好是你的光彩，做得不好自己也沾了一些不好的腥气。层层保荐，这样有用的人才便能迅速上位。而不是象以前那样不问贤愚、不较能否，累以资考，升为方面。比如郑朗，无论立下再大的功绩，也不能升为首相。便是一个资历问题！

看似很好，实际不然。

第一个好坏难以判断，在范仲淹眼里，吕夷简绝对是一个奸邪，可站在历史的高度，吕夷简是不是那样不堪呢？范仲淹是不是那样十全十美呢？好坏都判断不出来，如何任用贤能，殊惹纷争？

第二个便是君子党上位，任用的会是什么样的贤能？让他们保举，能保举“小人党”手下的能人奇士？对方会不会认为君子党借此扩大自己势力，使君子党从上到下，掌控全国？产生这样的担心，会不会反扑？不是，看一看欧阳修的朋党论写了什么！

天下人为利所往，熙熙攘攘。这一条看似不错的建议，实际触动许多人的利益。

于其这样，不如做一点有用的实事。

郑朗继续说道：“说汉高祖，张良出身正牌贵族，我难以想像象张良这样的人物能否看得起出身农门小户，身兼一身土气与痞气的刘邦？陈平有盗嫂之嫌，韩信有胯下之辱，还有那么一点儿野心，樊哙是屠狗出身的。他身边有多少此篇文中所说的士？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用其长，弃其短，所以唐太宗用人之道也。故汉高祖说，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正是他用好这些人，所以才取得天下。”

韩琦、范仲淹与张方平皆喘起粗气。

若是郑朗这个理论得到天下公认，对士大夫将会产生致命的打击

郑朗不会做这个傻冒的事，接着话锋一转，说道：“当然，马上打开天下，但不能在马上治天下。想治好国家，还得用士。武将只重军功，不重名份礼仪尊卑，所以有南北朝、安史之乱与五代十国之祸也。”

“此言确是，”韩琦长松了一口气，说道。

“稚圭兄，可除了士之外，其他人用不用了？”

“行知是说……？”

“稚圭兄，为何有好水川之败？难道当时泾原路兵力不足？”

韩琦气得无语，这岂不是那壶不开揭那壶？

“无他，你高估了士的价值。每人精力有限，研其甲长，定会弃其乙长，十全十能的人，你认为有么？即便夫子能称上十全十美，但能不能称上十全十能？”

韩琦被迫摇头。

“正是如此，故我来西北制订诸项战役，勿务请种世衡、狄青、张罡、赵旬、王吉、景泰等诸将前来商议。治理一方百姓，让百姓忠心国家，安居乐业，他们不及我，这是士的长处，可行军作战，我又不及他们，这是军事事务，武将本职，所以我不得不向他们请教。又防安史之乱祸端，我总揽泾原路大小事务，不至于有武将专权之祸，又用武将做参谋，完善行军方案，是不是接近完美之道？是不是用人之道？广而言之，若是三司使，可不可以请一些会经营的商人进来，替士补漏拾遗，工部是不是可以请一些匠人前来提一些建议······这才是广揽天下贤能，用人之道也，更是夫子之道也。”

“夫子之道？”张方平奇怪地问了一句。

“夫子之道，济世治民！什么为世，什么为民？这不仅是士，是天下，是天下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