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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章 讲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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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元记录的手都开始略略颤抖起来,一旦今天让这小子说法成立,以后儒学怎么办?

“义所出者,是于战国中期也。先以仪为宜也,仪行者,义行也,容烈血之威威含嘉彰,始代于仪。墨子又曰,义耳义耳,焉用言至哉,义者,利也,君子不耻!孟子则不然,曰,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礼记》曰,义者,仁之节也,仁者,义之本也。夫子曰,上好义,则民莫敢不屈。此义,非乃墨家兼爱者,善有赏,恶有罚,道德辅之,王化之道也,故则民莫敢不屈,否之,何屈乎?故君子以直报恶,何谓直,义也、理也、德也。”

这样说,就将仁义讲清楚了。不是墨家那种滥老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打了我,我先与你讲道理,还不行,再报之德,再不行,大家PK吧。但要反击得光明正大,伐正义之师。

治国也是如此,以道德化之为主,辅以奖罚,这才是孔夫子没有讲出来的话。

是不是如此呢?不好说,其实孔子这个义说得很模糊,也许意识到了,丢了许多话尾巴,但没有认真去解释,倒是孟子说得比较清楚。也仅仅是比较二字,还没有郑朗今天说得清楚,直接来一个定位。

可同样不能否认,郑朗这些话都是从孔孟的言论当中延伸出来的,细思之,确实有此意。

“仁者,乃侧隐之心,义者,乃羞恶之心。故仁者,乃义之本也,义者,仁之节也。是故《逸周书·本典》云,能收民狱者,义也。易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荀子曰,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jiān者也。《礼记》又曰,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是故庄子取之,云所谓仁者,同好者也,所谓义者,同恶者也。此乃儒家仁义也。”

这里的义不仅仅是与仁的对立羞恶心,还是一种刑罚,甚至刑杀!

但不是郑朗说的,也不是从甲骨文中考来的宜、仪、义,是周朝礼官说的,孔子说的,荀子说的,孟子说的,庄子说的。

随便搬出那一个出来,都将下面这群人活活给砸死。

“法家苛刻,以惩治民,故秦亡于二世也。道家消积,追求飘缈,故寻于神仙之道也。墨家迂阔,亡哉,久矣。唯儒家仁义之道,长存于天地之间,奉为国家宗教也。”

也就是法家太苛刻了,不是治国之道,只能被统治者借鉴,道家太消积了,只有用它来修练神仙的法门,但这是好话还是歹话呢?墨家根本不可取,所以很早就消失不用了。只有儒家才是治国的法门所在,也是国家之道的宗教。

“圣人义,何曲解此?董仲舒也。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人安义,以义正我,故仁义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为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为言我也。”

这一段话是出自董仲舒《春秋繁lù·仁义法》。在这里,他将义抽象成“人与我”的关系,更上升到道德的高度,而抹杀了义原来与仁的对立xìng,与刑杀刑罚的xìng质。

自此以后,仁义变了味!

“董儒曲之,国者困之罚,无仁义用也,于以法家里,儒家表,一误千年,诚为可恨也。”

正是因为董仲舒的错识,仁义是好的,爱人嘛,但仅靠爱人怎么能治理国家呢?只好用法家的一些理论,作为国家的里子,辅以儒家的道德治国。何必如此,事实儒家也没有反对刑罚,但比法家更进步一些,以道德爱人化人为主,以“义”为节,这才是儒家的王道。

实际上也没有多大区别,现在的统治者还不是这个政策?

但这样一讲,就能更清晰一些,并且明确了治、爱、化为本,义为辅的开明政治,同时也不需要羞答答的以法家为耻,不好谈论。

就是这个细微的区别,却有可能产生一个巨大的进步。

合上纸,实际根本没有看,以他的记xìng,还能说错吗?

然后再次鞠躬,道:“我岁数小,或者见识粗陋,还望各位包涵。”

说完了,带着两位小美妹,就离开了。

可在下面听的人,却没有一个人离开,也没有一个人发出声,一个个全部听呆了。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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