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在中心城镇广泛建立城隍信仰，赐予各地府、州、县城隍姓名，如兰州城隍是西汉的纪信将军，洮州的城隍是本地的传奇人物宋茂奇，城隍的原型多来自功臣良将、神能明宦。据滨岛敦俊的研究，城隍制度是根据儒教观念于洪武二年推行的。城隍从村落保护者的自然神转变为有名有姓的城市保护神，是帝国集权思想的体现。洮州18位龙神如帝国其他地方神的敕封一样，也是国家欲将民间信仰体系纳入到帝国祀典，置于国家信仰体系，以便最大限度地动员地方权力的一种尝试。对于地方社会，神灵得到国家的敕封有如贴上一张国家标识，国家标识是合法性和正统性象征，而且比诸如泉神等小神更有影响力，乡民自然愿意支持国家的“造神”运动并积极建构起他们的龙神神话。

民间信仰并不是纯粹的自足性存在，它集纳了自然信仰、宗教和国家意志，与国家保持着复杂的互动关系，这是复杂社会民间信仰的特征之一。晚清以前的人们忌讳对龙神直呼其名。在西路刘顺，对于龙神的名讳，莫衷一是，上寨人认为是朱亮祖，红堡子和其他村认为是刘家的先祖刘顺。上寨村有一位最有权威和学识的俞姓士绅，曾经做过临潭设置局的官员，所以他成了“克里斯玛权威”的象征。他对国家人员说刘顺的佛爷是朱亮祖，他的权威有效地遮蔽了其他说法，而同时控制了舆论并成功推动了龙神朱亮祖的群体认同。一位仪式专家告诉我，他父亲在给龙神“翻身”这是一种为神像“装脏”的仪式。神像头脑以彩线为之，置燕子为灵物，以棉絮固定;胸腔正面书“敕封某某龙王”，背面书“某年某月某日翻身”，内置太极乾坤卦、《易经》、五谷、朱砂、笔墨、金银铜铁、珊瑚、玛瑙，以活的燕子为灵物;腹腔以羊血涂壁，红布7尺为肠，以活蛇为灵物入脏。的仪式中亲眼所见，佛身上写的是“刘顺”。显然，俞氏构建地方史的举动得到官方和民间的认同，朱亮祖是明朝的开国元勋，无疑符合国家祀典的标准，对于红堡子刘姓以外的村民来说，更有利于多姓之间的权力平衡。但这一建构的过程却不能掩盖俞姓倾轧刘姓声望、寻求多姓平衡的动机。地方社会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建构过程。社会精英和文人对地方知识的建构和塑造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他们通常都有地方中心主义或者极强的本位观念，从而导致对地方风物的创造，对先祖进行神话般想象和虚拟。

3.2.2传统文化的解构与重建

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充满了无法预料的挑战，没有现成的模式，尤其是在社会文化领域，革命者史无前例地攻下了封建文化的堡垒，做到了历朝历代有心无力去做的事情，但现在看来，那时的做法难免幼稚。传统文化思想经历了一个历史结构过程，新思想在没有建立根基之前就快马加鞭地解构和清除历史积淀的文化，的确缺少了人类学谓之“濡化”的阶段。人类学研究表明，历史会记忆，社会有记忆惯性，那么随着时间推移，传统文化在短暂的中断以后倾向于自身的弥合，重建就势所必然。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的成果之一是没收了地主和寺院的土地资源，贫穷无告的人分得了土地；土改的另一收获是国家初步摧毁了旧文化体系。与全国其他地方不同，土改时期洮州的信仰设施均未遭受损失，两位曾参与土改的报告人说，当时的政治宣传开足了马力，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但烧香求神依然进行，迎神赛会基本没有受到影响。真正对宗教信仰及其设施造成严重打击的局面发生在1958年的“反封建”运动和“宗教改革”期间。据《临潭县志》记载，自1958年11月到1966年11月，在“文革”期间，尤其是“反封建”和“破旧立新”运动中，临潭县龙神庙、清真寺和佛寺被毁者41处，神像被砸坏;红卫兵拆毁西道堂、洮州鼓楼等大量古建筑，古典书籍、历史资料、石碑、家谱等文物几乎消失殆尽。宗教人员和其他“牛鬼蛇神”被集训、逮捕、劳教的约2000多人。对于地方社会来说，传统文化体系的解构导致了延续几百年的族群共有的传统组织体系的中断，尽管生态压力依然存在，但是用文化传统维系的组织基础遭到破坏。这也说明组织化生活是一种文化生存方式，近年来的组织发展证明具有文化多样性的文化体系对于组织是何等之重要。

历朝历代的上层都希望彻底清理民间多样化思想，以便形成统一的正统思想，明朝朱元璋的清理异端的思想正统化运动就是一例，由于民间抵制的力量过于强大这种努力无疾而终。然而“文革”比任何朝代都来得猛烈、彻底，在破除封建思想之同时也解构了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尽管其中有落后意识和糟粕之物，但毕竟是生产力不发达的产物，历史地具体地看未必全是封建迷信，这一短时间的彻底清除就给社会留下一个张力，为文化传统的重建预留了空间。

在民间信仰从破除到重建的转换中，村民生活方式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学者对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有各自的理解:(1)1979年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造成了民间社会对旧家庭模式的新需求。(2)集体机构力量的减弱，社区的生产和生活缺少社会互助的组织者和资源。 (3)对历史和认同的追求。乡村社会中文化碎片的再循环表明，历史过程是由能动主体在文化意义上构造的(helen siu， 1990)。 (4)国外学者如吉登斯（giddens）和盖尔纳(gellner)强调现代化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过程，但他们忽略了乡土传统的持续性。王沪宁认为家族无可挽回的衰落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钱杭认为现代农村中的宗族已不再是“传统的”宗族了。钱杭、我所考虑的原因是关于文化连续性的问题。民间信仰的中断是一个人为的强制过程，虽经20年的禁止，但并未割断文化连续性，既然民众与民间信仰未曾断裂，文化连续性依然有效，传统文化就有造血功能，恢复和重建自在情理之中。

经过革命洗礼的中国社会一度压缩了文化多样性发展的空间，民众清一色地认同国家的革命信仰，但民众不能只用政治热情和斗争哲学去面对生活的一切。事实上普通人关心的不是政治话语，更不愿看到政治运动带来的社会动荡，村民最关心的是现实的生计问题，因为他们面临的最大威胁是饥饿与生存。1979年以来乡民的生产方式从社队制式恢复到家庭形态，而当生存问题面临和产生难以应付的挑战和焦虑时，为缓解压力，人们像千百年来的前人一样，借助民间信仰去安抚抑郁的心灵和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于是过去的文化制度逐渐萌发和重建起来。这便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重建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