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足食然后足兵；

三、保民方能荡寇。

其对策主要集中于前两点。对于第一点，他认为天下大势好比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蓟诸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如今形势是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图缓，内忧更不能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所以他主张先与清朝和谈，稳住京师附近的局势，专心致志、一鼓作气的剿灭农民军。

对于第二点，他建议增兵12万，其中步兵74000人，马兵36000人，并增加饷银280万两，采取均输、溢地、寄监学生事例、驿递四个途径。于是崇祯帝在他的建议下先后向民众加派剿饷和练饷。

杨嗣昌所提的三点纲领，都是为了实现他“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来服务的。这一计划的执行依靠的是五省总督洪承畴和五省总理王家桢的配合，洪承畴已在围剿农民军的过程中颇建功勋，但王家桢被杨嗣昌认为是个庸才，不堪此任，于是杨嗣昌经密友礼部侍郎姚明恭的介绍，向崇祯帝推荐了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五省总理。

各省督抚在杨嗣昌的指挥下，围剿农民军有了很大进展，到崇祯十一年（1638年）二月，湖广农民起义军领袖刘国能、张献忠先后受熊文灿招抚，杨嗣昌鉴于其父招抚失败的教训，提出反对意见，并主张刘、张等杀贼自效才可信任，崇祯帝和熊文灿急于招安，杨嗣昌只好顺从皇帝意见，相信了农民军的投降。[8]结果刘国能确实效忠明朝，但张献忠却是假招安，最终和李自成一起埋葬了大明江山。而此时的闯将李自成正在洪承畴、孙传庭等的穷追不舍下势力锐减，到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率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逃亡商洛山中。杨嗣昌所说的“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就要走到尽头，最后老先生累的一病不起送了性命。

第二个人物就是那孙传庭，字伯雅，又字百谷，一字白谷，中国明朝代州振武卫（今属山西）人。生于明神宗万历21年，卒于明思宗崇祯16年，年约51岁。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进士。明崇祯十五年(1642)任兵部侍郎，总督陕西。次年升为兵部尚书。带兵镇压李自成[

崇祯十年（1637年）初，马进忠等部再渡西折入陕，进袭商州、洛南、蓝田等地。孙传庭率部与各路明军以优势兵力接连打击了起义军圣世王、瓜背王、一翅飞、镇天王等部，才使关中以南地区趋于平定。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多尔衮、岳托率清兵分路从墙子岭（今密云东北）、青山口（今迁西东北）入长城，明京师戒严；督各路入京勤王之兵的总督卢象升在巨鹿阵亡。

明廷遂召孙传庭、洪承畴主持京师防守，升孙传庭为兵部右待郎兼右佥都御史，指挥各路援军。孙传庭抵达京郊后，由于他和主和派的杨嗣昌及中官高起潜矛盾颇深，崇祯帝降旨不准他入京朝见，而洪承畴则在京郊受到慰劳，并奉旨进殿拜见崇祯帝。孙传庭对此不平待遇自然大为不满。杨嗣昌任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并主张将陕西军全部留下，用于守卫蓟辽。孙传庭对此极力反对，认为“秦军不可留也。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

杨嗣昌对孙传庭的意见置之不理，孙传庭对此不胜忧郁重重，以致耳聋。第二年，明廷调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立即上疏请见皇帝，但因杨嗣昌的百般阻挠而未成。孙传庭心中愠怒，引病告休。但杨嗣昌仍不放过，言孙传庭称病乃推托之举。崇祯帝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又将其禁囚，以待判决。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李自成二围开封之时，崇祯帝从监狱中提取孙传庭，令他率劲旅往援开封。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李自成解围开封，擒杀汪乔年，于是孙传庭改赴陕西，接替汪乔年出任三边总督，回到了他阔别三年的岗位上。

孙传庭刚刚出来表示好激动啊，心里暗自庆幸，怎么样，朝廷没人了吧，还得找俺老孙，我又可以狂虐李自成与张献忠这两位小同学了。

于是得瑟的跟崇祯说，看我给你展示风骚的连招操作！然后孙大将军发现怎么一没军饷二没粮食啊？怎么啥也没有啊！这叫俺老孙打个666啊……孙大将军傻了。

孙传庭发现，更可怕的是，不但双方实力不对等，还发生了瘟疫，孙大将军手下士兵中了某种瘟疫，可能是鼠疫之类的，打打影响士兵的战斗力。

最后的结局就是；孙传庭带兵镇压李自成、张献忠。因瘟疫流行，粮草不足，兵员弹药缺少，朝廷催战，无奈草率出战，后兵败，于陕西潼关战死。马革裹尸，年约51岁。《明史》称“传庭死，而明亡矣”。

第三个就是熊文灿，四川省泸州市泸县云锦镇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黄州推官，历礼部主事、郎中，山东左参政、山西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兵部侍郎、尚书等职。崇祯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崇祯十年四月，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崇祯十一年五月，文灿仍行前策招抚张献忠、刘国能投降，而张献忠名义上是归顺明朝，实际是向熊文灿催索饷银，屯兵数万于谷城，伺机而动。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再起，势如破竹，熊文灿因此次抚局失败而被捕入狱，次年被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