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齐文化——齐鲁文化
2015-12-04 作者： 六小道
鲁，齐文化——齐鲁文化
分别在泰山的鲁和齐，风俗反差极大，成为鲜明对比。
鲁人风俗极为矫揉造作，夫妻之间晾衣服，挂衣架子，枕席都要分开，一般男女走路也要“男子由右，女子由左”鲁宣公的女人寡居，因死守“妇人夜出不见傅{负责文化教养的人}母{负责料理生活的人}不下堂”的妇礼，竟然在着火之后，傅至矣，母未至，逮乎火而死”
其人长女掌管家务，自由参加聚会，男女“握手无罚，目胎不禁”妇女勇敢，豪爽，泼辣，意气风发，全无妇礼的束缚。
鲁居泰山之南，地盖黄土层，适合农耕，民风淳朴，齐居泰山之北，靠海多盐碱地，着重发展“女工之业”和收“渔盐之利”故“其俗弥持”……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鲁国地处军事战略要地周武王厚鲁薄齐，将鲁分封给王室周公旦之子伯禽，控制严密，几乎成为周文化的保留地，所谓，“周礼尽在鲁矣”
齐国偏远，风异姓诸侯姜太公，礼法龙之的相对松弛。齐国的风俗实际上是对传统的周俗的变革创新。这也是齐桓公得以任用管仲改革，并率先称霸的一个原因。
好了，跟随我的笔触带你了解真正的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确切地说，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而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融合。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而东临滨海的齐国却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
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形成及融合
1982年夏，考古工作者在沂河、沭河流域发现了若干组细石器埋藏点，并命名为“沂沭细石器文化”，据考古研究，可能就是北辛文化的源头。这一关键环节的发现，使沂沭的旧石器文化与北辛文化之间找到了联结点，并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谱系连接起来，组成了鲁南地区的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而这一山东的史前文化，就是山东的土著居民东夷人创造的，土生土长的东夷文化。其中大汶口文化是以泰安的大汶口遗址命名的，分布范围广泛，距今约6000年；龙山文化首先发现于章丘龙山镇，分布范围与大汶口文化大体一致，距今约3900~4400年前。这两种文化（大汶口、龙山）的发展时期被认为是东夷文化的鼎盛时期。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封于齐，以治理夷人；周公被封于鲁，以拱卫周室。分封齐、鲁，标志着东夷文化向齐文化演变，宗周文化则在鲁国完整地保存下来。
姜太公到了封地以后，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因其俗，简其理”促成了东夷文化向齐文化的转变。与之相反，周公之子伯禽到鲁地后，变其俗，革其礼，推行重农抑商的周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使齐国和鲁国的人文经济趋于不同的发展方向：齐国的社会风尚带有明显的工商业氛围，崇功利，轻伦理，文化风气开放，注重实用；鲁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农业社会的文化特征，文化风气保守，因循周礼，不思变通。
战国时期，以孟子二度游学于齐为契机，齐文化与鲁文化开始融合。孟子在齐国居住时间长达十几年，他的学术思想受到了齐学的熏陶。荀子在齐、鲁文化合流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荀子兼顾齐学，因而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儒学思想，同时又通过学术交流，把他的儒学思想在齐国文士阶层传播开来。在诸如此类的背景下，齐文化和鲁文化走向融合，共同构筑了山东人的齐鲁文化。
儒学的影响
作为齐鲁文化核心的儒学产生于春秋时期的鲁国，由孔子开创，孟子、荀子等继往开来，而且在孟、荀所处的时代在周边的齐、卫、燕、赵、魏等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发展。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客观上为儒学的进一步走出山东创造了时机。但是，儒学复古和崇尚仁义的思想观点并不被崇尚法制、专权的秦始皇所重视，反而制造了“焚书坑儒”的文史劫难。直至西汉，齐鲁的儒生们才得以施展才干抱负。汉武帝在位时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奠定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儒学在山东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山东人的性格。比如，山东人淳朴厚道，与人为善，任劳任怨，顾大局，重实干。但是在另一方面，山东人的性格中又包含着固步自封、循规蹈矩、偏执狭隘的特点。
摘编自
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和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人所共知的。
海岱地区是中华人类发祥地之一，它有四五十万年人类活动的历史；也是中华文明发祥最早的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期就发现了中国的象形文字——陶器文字，距今接近6000年；它有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作为同一文化系列的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北辛文化的上源，后李文化已上推到距今8000年前，这是迄今中国大地上发掘的新石器文化最早的年代。
有一则故事讲，中国东西南北中各省区的人交胜争谈自己地区的名人名物，每省都说自己那里有多少名山、名水、名人。最后问到山东人，山东人说：“我们山东名山、名水、名人最少。只有一山、一水、一圣人。”山东名山、名水、名人虽少，却都是名高无比的。一山即泰山，号称五岳之尊；一水即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圣人即孔子，古被尊为万世师表，今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由此三者，即足可看出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
一、泰山与齐鲁文化的地位
“泰山”古称“东岳”，为中华五岳之首。
泰山，论高、论大，它不仅在中国大地上不上数，就是在五岳之中也仅排位第三，居中间地位，论方位，泰山在东，故称东岳。按中国传统，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中”是“中心”、“中央”所在，是至尊、至要的位置。东、西、南、北为四边，居次要地位。然而泰山在人们心目中，却占有众山的至高、至大、至重、至尊的地位。这种违背常识的传统观念是怎样形成的?除了从文化方面是找不到解释的。
“封禅”，是中国古代民族或国家最高祭典。因为它是人间“帝王”与天、地通话的仪式。《史记·封禅书》正义云：“此泰山上筑土为埴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盲禅者，神之也。”又引《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
我们中华先民心中最高的主宰神是“天”，其次是地。即所谓“皇天后土”。《尚书·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皇天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主宰着人间万民万物，君权是皇天授给的。因此，“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上报天，下报地，以“报群神之功”。
但是，一般帝王还没有资格封禅，一定要受命于天，奄有四海，致天下太平者才有资格。这么隆重的封禅祭仪，在五岳之中，人们不选择最高的北岳恒山和居中心尊位的嵩山，而选择东边中等高度的泰山，除了泰山坐落的位置海拔起点低而相对高度较高，由华北平原望去突兀雄伟之外，最主要的是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正统思想后，山东的儒生们极力鼓吹泰山的神圣。长期居住在泰山一带的人们，以为泰山最高，上可通天。因此，登上泰山之顶，筑坛祭天，与皇天通话，报天之功，在泰山下小山上除地祭地，报地之功。
既然泰山上可通天，下可通地，于是就成了代表天地主生主死之神。人死魂归泰山的传统习俗，又是泰山一带为古民族聚居、文化发达的一个佐证。
泰山一带为齐鲁地区原始民族的文化中心之一。据文献记载为传说时代，据考古发掘为新石器时代已无问题。因为有大汶口文化和传说的无怀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等封禅泰山的丰富资料为证。但是否至此为止，似乎还可上推。因为管仲说的72家中，可记得的12家，那不记得的60家不可能都在无怀氏以后。特别是孔子说，古代易姓而王封泰山禅梁父，“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不可得而数者万数也。”(《史记·封禅书》正义引《韩涛外传》)这里透露给我们一个信息，泰山封禅不是始于无怀氏，而是更早。早到什么时间，无从查考。但据有史记载的秦始皇至宋真宗1200余年间有8帝14次封禅泰山，大体约85——150年有一人次。我们不说那“万数”需多少年，只说70余家，也需万年左右。
二、孔子与齐鲁文化的地位
所谓“一圣人”是指孔子。其实，齐鲁地区古圣人何止孔子一个，上古的三皇五帝都是负有“圣”名的人物，他们与齐鲁与泰山有密切关系，已见上文，勿须多说。只说春秋战国时代称“圣”者孔子之外，就还有兵圣孙子、工圣鲁班、医圣扁鹊，以及次一等的复圣颜渊、述圣孔仅、宗圣曾参等。
“圣人”之下，是大批贤哲。孔子弟子就有72贤。齐地管、晏之后，战国时代，稷下学者，多至数百千人。是这批圣贤再造了齐鲁文化的辉煌。到两汉，齐鲁仍人才济济。魏晋之后，文化随人南迁，齐鲁地区才逐渐失去其先进地位。这些由上文已大体可以看出，无须多说，似乎也不最重要。最重要、最能说明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突出地位的还是孔子。
学术界公认，中国传统文化不管内容多么复杂，其核心和主干是儒家文化，孔于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尽管儒家文化经过孟、荀及汉儒屡次改造，特别是董仲舒的改造，被汉武帝定为独尊的儒术，已非原来的孔子儒家，儒学已经齐化，成了齐鲁两国文化的融合体。但是孔子的创建之功，是怎么也抹不掉的。虽说“中华无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说法有些过头，但说孔子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大师则是恰当的。
所谓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连接上下的中介工作，而是一项极为宏伟的创辟工程。对于孔于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中创建其儒家学说的，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这里难以展开，只能粗略地加以概说。如何评价孔子的这项宏伟的文化建设工程，我们从列宁评价马克思开创共产主义理伦体系那里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在“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个基础上创立的。他说：“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虽然孔子和马克思的时代不同，代表的阶级不同，不能同日而语，但对吸收他们那个时代以前人类创造的有价值的东西，对他们以前人类创造的一切站在时代的高度，用时代的眼光一一加以审查、批判和研究，并结合社会现实的运动加以创新，则是有共同性的。
孔子追慕三代，效法先王，直攀唐虞，而尤崇西周，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话。因周代经过周公制礼作乐，对前二代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但是，孔子的开创性工程，决不是只对周礼文化依样胡芦，而是对殷、夏两代文化以至唐虞之世也都有所批判总结和继承的，特别对史前占领先地位、能代表中华上古今正宗传统的东夷文化，他很感兴趣，曾向郯子问夷礼。“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他还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话。东部沿海或附近岛屿，正是当时夷人还存在的地区。他对《韶》乐极尽赞美之词。《论语．八佾》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述而》又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认为《韶》乐不论是艺术形式(美)，还是思想内容(善)，都是达到了美、善之至的。而《武》则在形式上达到了完美，而在思想内容上还未达到至善。为什么?据传说：《韶》是大舜所作，《武》是周武王时的音乐。大舜是东夷人。也就是说，孔子在音乐方面，祟尚东夷胜过了西周。为什么他认为《韶》与《武》比较，艺术形式都达到了完美的程度，而思想内容《武》没有《韶》完善呢?这大概是因为《韶》体现的东夷文化“仁”的精神本质，要比《武》体现文化“仁”的精神本质，要比《武》体现的周礼文化的精神更高。孔子儒学思想体系是以仁为思想内容，以礼为规范形式的，它的核心是“仁”。“仁”是东夷人的本性，东夷文化的精神本质。《说文解字·羊部》云：“夷俗仁，……有君子、不死之国。”《汉书。地理志》说；“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惮道不行。设桴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孔子整理《六经》，系统研究了古代文化遗产；他周游列国，全面了解当时社会情况，然后以其超人的智慧，综合创新，建立了自己的既承古代文化传统，又开后代文化传统的庞大思想文化体系——儒学。
过去学术界往往囿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夫子自道，以为孔子对古代文化遗产只是整理编删，对于周礼文化也只是依样画葫芦地进行复制，因此，肯定其保存古代文化遗产的贡献，而否定其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的文化建构的创造，甚至说他守旧复古，一心想着恢复西周奴隶制。这是偏见，是不符合孔子思想实际的。
冯友兰先生对夫子自道有一种解释是比较中肯的。他说：“孔子虽如此说，他自己实在是‘以述为作。”’他和他开创的儒家学派“讲‘古之人’，是接着‘古之人’讲底，不是照着‘古之人’讲底。”山我赞成孔范今先生的意见：“不必泥于字面的意思，误以为孔子的思想不过是守旧式的总结和坚持。孔子的夫子自道，不过是在表明所倡有据，为自己指向伦理性实践的学说提供一个‘已然性’的实践基础而已。……很难想象……孔子作为一位开创一大学派的大师会一味泥古，裹足不前……我们并不想否认孔子在对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上所表现出来的保守态度，但作为一种文化变革的范式，即打着崇古的旗号进行新的文化建构，从文化的角度或者从对历史变革的更宽泛的理解来看，对其内蕴深刻的革新意义，却不能不予以正确的认识。”“要科学地认识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对将文化变革与政治历史混同一体以及对历史丰富内容的简单化理解中解脱出来。就从对历史的态度和作用来说，看到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文化失范即所谓“礼坏乐崩”现象，企图从人文精神方面补历史之弊，调整人们的社会生存，即如现在人们寻找失落的人文精神一样，这怎能被视之为拉历史倒车呢?”
其实，孔于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他对三代文化观念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他“能在‘天人合一’的混沌文化背景中，独对‘人道’做出耀古烁今的创辟，从而真正建构了古老中华文化核心秩序，并铸造了传统人文精神之魂。”三代文化，天地鬼神盛行?可以说是一种“天”主宰的鬼神文化。孔子改造了三代文化中的人格神观念和天命观念，排除了对鬼神的虚妄迷信，摄取了其中天命观的精髓，“为自己的入学建构找到了一个逻辑的前提，也为之奠定了一个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基础。”
孔子最深刻最有价值的创造，是他引仁入礼，把东夷人文化精神中最本质的“仁”同三代文化、特别是周代文化中最基本的礼，结合起来。建立了他以仁秀横心内容，以礼为规范形式的仁学思想体系。什么是“仁”?“仁者人也”，这是最基本的概括。孔子对仁的解释很多，但都是讲的做人的道理，其中最核心蜂—条叫做“仁者爱人”。“爱人”是做人的根本原则，也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最有效最完美的方法。所以康有为说，“仁者，人道交偶之极则。”郭沫若先生说：“所谓仁道”，“也就是人的发现。”的确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只有在奴隶解放的时候，才能出现这种“仁道”思想。孔子的“仁学”是适应奴隶解放这个潮流的。
但有些论者，至今把孔子的“人”或“民”说成是奴隶主贵族阶级，我们认为这太曲解孔子的原意了。其实，孔子的“人”是泛指人类，“是作为一种不同于他物的‘类’的概念出现的。”“把‘人’看作社会构成的基元，看作处理人际关系的起点”，“不仅使其学说必然蕴含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平等意识，而且也获得了对于人类的永远的意义。孔子说：‘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礼记祭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中，这确是振聋发聩的一声，其意义决不只是为一个时代所占有，岣“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孔子的亲和思想中，不仅没有族界，而且没有国界，凡天下有人之处均应如此，这和后世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国家主义没有共同之处。”
孔子的又一伟大革命性的创建，是他创办私学和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有教无类”为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确立了一个子等的原则，创办私学又为使人人受教育开了先河。这对过去“学在官府”又何尝不是一次革命性的开创?因此，说他是“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人，实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