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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到了七月上旬，美日联军仍然没有做好攻打北京的准备，但是愈演愈烈的“次要战斗”给中国高层敲响了警钟。美日联军正在想方设法的消除进军北京的障碍，不但游击队深受其害，就连正规军都受到了影响，如果还不能在内部问题上做出决策，保卫北京将成为一句口号。

可以说，这是中国当局面临的最大问题。

与此同时，游击队也在做着努力。

七月六日，代表游击队与中央进行谈判的五个游击队长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该方案主要有三点：一是大力整合现在的游击队，在东北地区，分成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东内蒙古组建四个省级游击区，每个游击区只保留数支游击队，并且设置统一的地方政权，由地方政权直接指挥游击队；二是地方政权由游击队与地方民众推选产生，具有高度自治权，只在重要问题上听从中央的领导与指挥；三是地方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得到承认，中央政府无权干涉地方事务，也无权任免地方官员。

显然，游击队回避了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游击队武装力量的性质。

说得更简单一点，游击队既然听从地方政府领导，那么要不要听从中央政府的指挥。更重要的是，在战后，是否要解除游击队的武装力量，还是继续保留这支武装力量，以及要不要遣返游击队员。

事实上，游击队与中央的矛盾就集中这个问题上。

虽然在战争时期，游击队武装力量指挥权的问题不是很突出，毕竟在谈判中，游击队答应接受统一指挥。更重要的是，只要罗耀武在，以罗耀武的威信，游击队肯定不会在作战问题上制造麻烦。但是站在政治家的立场上，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特别是对中国的政治家来说，这是枪杆子听谁指挥的问题。

说得不客气一点，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游击队就有可能被视为敌人。

至少会被很多人当成一种潜在的威胁。

正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谈不拢，所以游击队与中央的谈判久拖不决。

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七月十一日。

当天，罗耀武就发出了警报，即美日联军已经在前线做好了进攻准备，甚至有部分美军主力部队进入了进攻阵地，美日联军随时有可能发动地面进攻。

受此影响，刘诚志在当天下午单独找到了狄劭康。

毫无疑问，刘诚志的处境非常尴尬。

在这个时候，刘诚志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暂时搁置游击队指挥权的问题，仍然以现有的的方式指挥游击队作战。至于游击队武装到底听谁指挥，等到打赢了这场战争，再谈判解决。

对此提议，狄劭康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不管怎么说，大敌当前，联合对外才是重中之重。

只不过，游击队的指挥官却不这么看。

在罗耀武把这一提议反馈给游击队之后，几个游击队长提出了一个要求，即中央政府必须以公告的方式，保证在战后不会强行解除游击队的武装，并且切实保证游击队员与游击队家属的人生安全与个人利益。

说白了，到这个时候，游击队仍然不大相信中央政府的承诺。

对游击队的要求，狄劭康显然无法接受。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狄劭康能够接受刘诚志的提议已经非常不错了，显然不会做出更大的让步。更重要的是，发表公报，等于承认了游击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到这个时候，中央与游击队的问题也闹大了。

虽然当时由狄劭康全权负责北京的防御工作，但是在重大政治决策上，狄劭康仍然得与包括管元山在内的高层领导商议，不可能单独做出决策。因此，在七月十一日，与刘诚志单独谈过之后，狄劭康就通过电视会议，与其他高层领导商讨了这件事情。

客观的讲，当时狄劭康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虽然从政治立场出发，狄劭康并不想在这个时候做出让步，但是从大局考虑，狄劭康肯定得在关键问题上向游击队做出让步。因此，狄劭康在这个时候召开高层会议，主要就是说服其他领导人。

不管怎么说，团结游击队，守住北京才是头等大事。

可惜的是，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还真没有几个人。

就在这次电视会议上，在成都主持工作的管元山第一次对狄劭康的战略决策能力提出了质疑，而其他高层领导也受其影响，认为狄劭康做出了太多的让步，让游击队坐大，失去了对战局的掌握能力。虽然管元山没有得寸进尺，但是狄劭康的提议，即以怀柔政策争取游击队的提议被彻底否决了。

也正是如此，在游击队提出了新的要求之后，狄劭康只能一口回绝。

这一结果，既在罗耀武的预料之中，又让他感到无比惋惜。

向狄劭康转达了游击队的要求后，罗耀武没有返回前线司令部，而是去了总参谋部，找到了刘诚志。

“看样子，谈判是无法持续下去了。”

罗耀武点了点头，没有开口，低头抽着烟。

“你想过后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