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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清宫大殿中，应召而来的内阁诸人以及六部大小九卿的高官们列班右手，阳武侯薛濂等勋贵站班左边，骆养性单独站在阶下偏中位置；崇祯高居龙椅上，李二喜侍立一旁。

温体仁出列奏道：“启奏圣上，前番山东巡抚朱大典、河南巡抚玄默上本告急，言及两省旱情严重，多处府县已现流民，且人数与日俱增。臣与内阁同僚商议，已命户部下拨银钱二十万两，令二人设法购粮安民；可两省人口众多，些许银钱恐于事无补。再者旱情持续之下，当地有粮大户俱是囤积避灾，有银也难买到粮食。臣等以为，是否以漕运分流，赈济灾民？还请圣上处断！”

两省的旱情正在蔓延开来，因为庄稼绝收而不得不逃难的流民越来越多，幸亏卢象升率军将流贼赶出了河南，不然在流贼的裹挟下，大多数人为了一口吃的会选择盲从，这样流贼的队伍肯定迅速壮大起来。

内阁的策略是用北运的漕粮在山东分流，就地赈济灾民。这个方法倒是可行，但不能太多。漕粮直接关系到京畿地区的稳定，每年四百万石粮食都是直接供给京城及周边地区的，要是中途分流过多，那京城百万人口怎么办？

虽然一年多来，在打井抗旱、晒粪肥田、修渠引水等措施下，皇庄及京城周边地区的粮食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也只是起到了对漕粮的补充作用，现下根本担负不起完全满足京城人口所需粮食的重任，还需大量的漕粮来解决吃饭问题。

崇祯两年来一直为此做着准备，他知道现在的旱情还会扩散蔓延，而且会持续长达数年。

郑家的船队已经往北地运送了大约三十余万石的大米，并且购粮将会连续不断的进行下去，崇祯已自内帑中拿出了二十万两的银子，用以支付郑家的购粮和运费。虽然比郑家实际支出少了许多，但这种姿态必须要做出。

按照郑芝凤的说法，这些粮食就不要朝廷给银子了，全当郑家捐输就可。但人家是做生意的，银子来的倒是很容易，可也不能无休止的索取，那就成了讹诈了。保护私产将会是以后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这个恶例不能开。

崇祯点头道：“温卿辛苦了，朕会自内帑中拨银三十万两，从江南、广东等地购买粮食以济北地；漕粮今年可分流五十万石出来，多了怕是会祸及京畿；鉴于灾民日渐增多，朕已命漕运总督沿运河修建四座大型粮仓，两省相应府县官员要组织灾民向运河移动，一是可以就近赈济，二是有了人手，可以组织疏浚运河及其淤塞河道，并借运河水势兴修沟渠、开荒拓田，以便安置灾民。”

温体仁施礼道：“圣上此策甚佳，臣等回去后便会给两省行文，促其尽快照办！”

左都御史李邦华出列奏道：“启奏圣上，臣以为，为防赈灾中出现贪腐行径，督察院应遣御史巡视此事，倘有官吏漠视朝廷纲纪，欲从赈灾钱粮中捞取好处，御史便可依律严惩！”

崇祯赞道：“李卿所言甚是，不仅督察院要派御史巡视，朕也会命厂卫遣人巡查；天灾已是难免，人祸更需防范！退朝后李卿便择选干员即刻启程前往，若有贪赃枉法者，四品一下可以当场处斩！四品以上由厂卫逮治入京！”

李邦华领旨退回班列。厂卫虽然令人不喜，但威慑力还是很大的。御史言官居于明面，厂卫则在暗中巡查，两者可以互为补充。

崇祯眼瞅着侯恂似有话要讲，遂果断的想将话题转移到英烈祠上面。还没等他开口，侯恂已经抢先出列开口道：“启奏圣上，老臣闻听施宪台返京，此次江南之行应当收获颇丰吧？”

崇祯知道这老货听见风声准备伸手要钱了，无奈之下开口道：“施卿确实刚刚回转，退朝后朕会着人往太仓银库送去一百万两，侯卿尽可安心便是！”

侯恂乐滋滋的退了回去。现在只要查抄赃银，侯恂必来分赃，在他看来，皇帝就是头大肥羊。崇祯想到刚得来的银子，还没捂热就得交出去一份，心里自是舍不得，可人家也是为了朝廷，不给真是说不过去。

崇祯接着道：“现今各省相继出现旱灾，内阁当未雨绸缪，尽早拟定对策；一旦大股灾民出现，即刻采取有效之方略妥善安置。众卿不可有任何轻视之心，山陕流贼之祸尚在眼前，绝不可使其再现！”

诸臣皆是行礼称是。皇帝的话并非危言耸听，现在流贼势头刚被遏制住，若是不好生想法安置新出现的灾民，谁也不敢保证山东、河南有没有人造反。

崇祯继续说道：“朕原先所提建英烈祠一事，众卿齐声反对，朕亦知晓众卿所思所虑，故拖延至今未得成建；奈何朕所言已在军中广为流传，倘若朕食言而肥，今后朕如何取信天下？今日众卿俱在，那就再议一议英烈祠之事，此事不能再拖延下去！”

温体仁出列奏道：“圣上建祠之意乃以激励军民奋勇杀敌，战殁后不虞有后顾之忧为初衷；当下太仓日益宽裕，圣上也常自内帑拨银以恤官军，月饷充足，更兼有抚恤烧埋永业，臣以为如此优渥之下，士卒敢不奋起？故建祠一事实为多此一举！”

其余众臣都是默不作声。他们已经懒得和崇祯打嘴仗了，都是打定主意，无论皇帝说破天，就是坚决不同意建祠之事。烧埋银、永业田我们就忍了，给他们一口饭吃也无所谓，可你居然打算给他们建祠，这太过分了！

崇祯叹息一声：“自我汉人建立属于自家国土以来，无数大好儿郎为保家卫国，免受夷狄侵害而抛颅撒血；多少无名英烈丧身异地不得魂归故土，正是这些英烈们的浴血抗争，才换得我华夏百姓之安居乐业！现今大明之境况更是实证！众卿可知，许许多多家人已逝的孤儿俱在军前效力？他们在世上已无亲人，为国捐躯之后其魂归何处？何人为其拔除坟上之野草？更有何人在其于地下困厄之时为之奉上四时之祭？众卿何不设身处地为其思量一番？”

在这个所有人都非常注重身后之事的时代，崇祯的一番话语从情理上讲确实无可挑剔。

谁愿意死后无人祭奠？传宗接代不光是为了延续血脉，更重要的是为了自己死后能有人去坟上看望自己，让自己在地下并不觉得孤单。

阳武侯薛濂慨然出列奏道：“圣上所言臣感同身受，臣代表军中同袍，对圣上挂念将士之心深表感激！此举若成，定能极大提升军卒士气，使官军将士上下一心，为圣上平灭屑小，扫荡群丑再立殊勋！”

卫时春出列奏道：“圣上日理万机下，犹自惦念士卒之忧，臣等俱是深感圣恩！建祠一事已在军中广为传播，官军将士闻之俱是欣慰不已，现已是势在必行之举！否则士卒极易气沮！阳武侯之言亦是臣之所思，还请圣上给有司下旨着手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