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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这个东西吧，当然是不好的！不过毛ZD同志对此也是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比如在另一个时空的抗日战争时期，毛ZD和中G的老一辈无产阶级**家们就没有认识到民主制度所存在的种种致命的缺陷，因而热烈的支持宣传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专政，反对蒋J石的**。而现在不过是1936年，比之历史上的抗日战争还要更早，毛ZD和中G绝大部分领袖自然也没有认清所谓民主自由的真面目。而且苏联、印度、日本三个GCD领导的苏维埃国家的失败，还有中国这个GCD执政的民主国家的成功，也给他们这样的认识，苏印日三国GCD是因为专政而亡，中G则是因为民主而成功。

所以毛ZD对于在中国式莫沙夫实行民主管理的建议一提出，就赢得了与会大部分同志的赞成，倒是常瑞青还有一些犹豫。

他沉默了一下，微微摇头道：“总统，我们这里的情况，同以色列还是不一样的。现在以色列农民的来源主要是原先波兰和苏联领土上面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不仅素质较高而且还没有什么贫富差距，几乎都两手空空到中东去的，没有什么地主、富农。另外他们之间也没有太复杂的宗族关系，不存在什么老族长、大家长之类的封建族权的代表。而我们这里还是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实行莫沙夫式的政权经济合一的社区农业综合体，会不会造成中国式的莫沙夫被地主和族长所掌握，最后沦为剥削农民的工具呢？”

毛ZD笑着摆了摆手：“总理啊，你可是太小看我们中国的农民喽，”他点着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我们的农民不但勤劳而且还足够聪明，特别是新一代农民都读书识字，是了解自己的权利的。过去之所以会有土豪劣绅把持农村，主要问题还是出在政权为官绅酷吏所掌握，真正能够横行乡里的豪绅，背后都是有官府做靠山的。而且历朝历代官府都是不下乡的，实际上统治乡民的是保长里正之流，大多是由品行不良的乡绅充任，在所谓的太平盛世就利用征收税赋摊派的机会盘剥乡民，世道一乱则豢养团丁民勇称霸一方。这些人之所以可以为恶为祸，所倚仗的并不是所谓的族权和土地，而是同官府的勾结或者是手中的枪杆子。

而在现下的大中华联邦，我们的政权是建到乡镇一级，而且还区分事务官和政务官，乡长镇长都是政务官，需要所在地区的人民投票选举产生，县政府是无权任免的。所以现在乡镇一级的小官不能依靠县官儿上台，必须要靠选票的选票，所以他们可都是为民做主的，这一点各省各县的财政厅长局长们是再清楚不过了。”

常瑞青点点头，他端起桌子上面的茶盏抿了一口。他对目前的农村问题虽然不甚了解，但是却也知道田赋和永息征收困难的情况。自从1925年中国开始实行民主宪政，各级政务官员和议员都要靠票箱子吃饭，由此开始是否能完成田赋永息的征收指标，再也不是那些基层乡镇长的乌纱帽能不能戴下去的标准了——因为他们都是农村选民投票选出来，就算是一分钱田赋都征不到，上级政府也没有权力撸掉他们的官儿。可要是在催逼田赋永息太严得罪了选民，那这辈子的政治前途就算到头了。

所以从1925年至今，各地的田赋还有永息就再也没有征足过，而且就算能征上来一点，也仅够维持乡镇一级政权和乡村小学的运营，县省两级的财政全靠营业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和商业活动有关的小税种维持，除了几个大都会，大部分地方政府的日子全都过得有点紧巴巴。至于现下的联邦税主要是统税（增值税）、关税、资源税、利息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烟、酒和奢侈品）等几个同工商业挂钩的大税支持，所以手头还不算太紧。

不过田赋永息征收日益困难，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在基层政务官中普遍存在的“欺上媚下”现象。当然了在田赋难以足额征收的“媚下”行为中得益最大的，还拥有较多土地的地主富农，同时当选的乡镇政务官，也大多出身地富阶级。因此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中华联邦的民主制度在让普通农民得到些许利益的同时，并没有真正触动农村地富阶级的利益，而在这种新的政治博弈关系中受损的，其实是政府自身的财政……如果不是中国在1920年前后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走上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使得财政的重点可以从田赋转向工商税收的话，想要实行现在的这种民主制度肯定会把自己的财政给搞崩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