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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外交在很多时候确实是会因为非常重要的私人关系向前推动和发展，在沙俄帝国陆军大臣马德尼道夫陆军中将的努力下，中俄两国就旅顺港、东北铁路、海关权等重要问题逐步达成了一致的协议。

在此基础上，1911年9月5日，帝国内阁外相欧阳赓和法国驻华公使马士礼、俄国驻华特使谢叶尼斯基将军在天津召开了中华帝国国际公区会议，依据三国和美国提议，各国理当取缔在清政府时期摄取的各种在华特权，无偿或者有偿的返还大部分租界，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国际公区，按照新的协议在国际公区实行特区制度。

国际公区以特区董事局为最高地方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五到九人的中外籍董事席位，所有董事一概由中央内阁政府的外交部考核任命，各国驻华公使享有推荐权，并由董事局表决推选一名中立国籍法官担任特区法院的**官，特区主权和税收归属中国，除海关税外，其余财政收入原则上一律用于本地。

以此为退让，中国要求英法各国放弃天津、上海等地的租界，取消庚子赔款，取缔各国在华的法外治权、内河通行权和关税监理权，外国公民、企业在特区内遵守特区法律，在非特区的中国领土内一律遵守中国法律。

这是一场异常艰难的谈判。

在法俄美等国的努力之下，以及考虑中国对俄法阵营的重要性。英国最终同意参加天津会议，也同意取缔部分在华特权和部分租界，但拒绝取消上海英租界和内河通行权，并绝不就香港问题进行任何谈判，而关税权则愿意还给中国内阁政府。

虽然说军事实力是外交谈判的基础，但对于英国而言，放弃在华意义几乎像是一种侮辱。可英国从未考虑过，甚至不相信这些特权是对中国的侮辱。

比之英国更为傲慢的德国完全无意进行谈判，即便是在美国的协调下。德国派遣公使参与了谈判，也并没有任何要放弃青岛租借权的想法，反而要求在其他特区中占有特殊的利益。

德国之所以这么做。正因为德国坚信在中日辛亥战争中，德国对新帝国前后期所作出的各种支持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既然英日同盟是失败方，德国就有权获取更多收益。

为什么在一战、二战时期，所有的国家都更倾向于用战争直接解决问题，正因为谈判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结果，所有的谈判都是徒劳的，关于英德海军竞赛的问题，英德两国在1911年至1913年之间就进行过四次谈判努力，每一次都是失败告终。

天津会议的情况相对要好一点。因为宋彪也意识到谈判根本不可能解决任何实质意义上的问题。

谈判一直到1911年11月4日才最终达成了一个各国都能接受的协议，新帝国用特区政策换回海关权、法外治权、领事裁断权、内河通行权和部分租界后，将上海英租界、山东胶澳租界和香港问题搁置下来，废除各国在清政府时期取得的大部分特权，包括回收沪宁铁路的所有权。

鉴于德国的傲慢和英国的退让。此时的宋彪已经基本同意签署俄国拟定的《中法俄三**事互助协约》，剩下来的只是如何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从法俄借贷款用于国家建设，并且尽可能的减少对中德外贸关系的影响，以及继续用其他方式维持中德军事合作。

所谓的国际政治就是这样，每个国家都想要极力争取本国的利益最大化。国家之间的平等、尊重都是狗屁。

……

这天上午，宋彪从广西省的陆荣廷督军那里收到了一封信，无非就是如何愿意效忠皇帝，悔之过去，懊恼不已，忘皇帝留下他，替皇帝分忧解难，必要保广西安宁之类的。

信里将宋彪汇去的那六十万银圆的支票送回来，又说他陆荣廷是个如何效忠皇上，视金钱如粪土，只有微薄军俸，他也愿意誓死效忠，效犬马之劳等等。

神经病！！！

这就是宋彪看完信后的唯一体会。

没文化真可怕，陆荣廷还真以为自己是洪秀全，能在广西搞出一番大业吗？

龙济光也是神经病，两人都不想放弃手中的军权，陆荣廷是想赖在广西，云南彝族土司出身的龙济光则写信给皇帝，自荐去云南安抚地方各部。

两个神经病，还以为现在是大清国吗？

看完陆荣廷的信，宋彪将龙济光几天前托人送过来的信函也找出来，打电话将秘书局的陈其美喊了过来。

从秘书局到宋彪的御书房只有几十米远，不过片刻，穿着一身白色西装的陈其美匆匆快步走进房间，和宋彪躬身行礼，道：“皇上。”

宋彪将两封信都拿出来丢给陈其美，道：“这两封信，你都看过没有？”

陈其美毕恭毕敬的答道：“臣下没有看过。”

宋彪吩咐道：“你先看吧，看完之后再和我说。”

说完这话，宋彪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茶，陈其美则立即将信拆开浏览。

等了片刻，陈其美迅速的将这两封信都看了一遍，恭谨的问道：“皇上，您决定如何处置此二人？”

宋彪反而问他：“你觉得该怎么办呢？”

陈其美稍加思量，答道：“臣下以为姑息一时或可治标，却不能治本，前朝之乱，正乱于姑息养奸。不可否认，前朝姑息之中养了不少忠臣，却也留下隐患，从一至十，从绿营到湘军，从湘军到淮军，最终致使各省各地的军队都成了私军。臣下在日本留学，所见各军唯知国家。唯知民族，唯知天皇，而不知道有其他，此才是国家之死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