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说：“本州的‘劳教法’是最彰显本州治病救人、给人出路的一法，本州不设监狱、死刑，各种犯罪、违规、过错，按其程度流放不同的荒岛，罪大恶极者，与鲨鱼为伴……”

王安石说：“本州的‘居住法’是最彰显数字化管理的一法，人分六等，按其贡献打分，累计多少，升级；或犯错扣分，累计减负，降级……州外人士申请入籍，自下而上，由人才引进中心评估……”

王安石说：“本州的‘疑罪法’是最彰显责任到位的一法，向来司法界有‘疑罪从无’和‘疑罪从有’两说。‘疑罪从无’，保护了嫌疑人不致冤屈，但也可能导致狡猾的嫌疑人逃脱法律的制裁；‘疑罪从有’让嫌疑人自已作无罪推定，嫌疑人不易逃脱惩罚，但也给诬人之人行了方便。故本州将综合两‘从’，对于嫌疑人，执行的是‘疑罪从有’，要洗涮自已，自已就要举证；对于举报人，执行的是‘疑罪从无’，要举报人家，就请举证。这样，既保护了司法资源，又提升了所有人的法律意识。我们这里要从严治州、从严治军、从严治校，而这个‘严’，要生根在人的心中，而不是蹲在国家的统治机器上……”

王安石说了：本州的‘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国际法’……

王木木看着书生意气，激扬文字的王安石，心里一直在想，有不少后人一直在责怪王安石的变法，想想这个变法，真的，变法不一定好，变法也不一定坏，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不能只看动机，要看效果。

回顾一下，公元1067年，赵顼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二十岁，血气方刚，想做些事情的，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变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头一把。后面的两把火，则是元丰年间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进攻西夏）。赵顼很想有所作为，只不过他的作为效果都不怎么好。变法是一再受阻，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惨败，因此赵顼死后得到的庙号竟是“神宗”。据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意思。

不过话又说回来，变法，并非无事生非。宋朝日益富裕，贫富拉开差距，王朝规模扩大，麻烦日多。人口增长，开支增长。军队庞大，官场臃肿，宗教兴盛，费用增加。排场日大，生活奢侈，财政有问题了。与此相反，行政效率日低，国家活力日少。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正是如此。五年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求退，唐介不久辞世，皇帝叫苦连天，时人讽刺说这五个人刚好是生老病死苦。这种暮气沉沉的状况，并非大宋特有，其实也是所有“百年老店”的通病。所以，变法应运而生，是好事。

但是，任何事，都是事在人为。变法要人去变的，在这次变法阵营中，王安石这一边，多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干将吕惠卿就是。吕惠卿是王安石着力培养提拔的人，变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担任实际工作，是这个“国家体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务副主任”。但就是这个吕惠卿，为了自己能够大权独揽，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烦时落井下石，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可惜这个罪名实在太过荒谬，因此王安石罢相以后又恢复了相位。吕惠卿贼心不死，又将王安石写给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抛出。写这些信的时候，王安石出于对吕惠卿的信任，写了“不要让皇上知道”（无使上知）的字样。这是有欺君嫌疑的。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于是辞去官职，并从此告别政坛。

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那边却是人才济济。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个个都是重量级人物。其余如文彦博、韩琦、范纯仁，亦均为一时之选。更重要的是，他们原来也都是改革派。比如韩琦则和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实行过“新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事实上正如南宋陈亮所言，那个时期的名士们“常患法之不变”，没有什么人是保守派。只不过，王安石一当政，他们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

那么，原本同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旧两党，他们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在乎动机与效果。

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因此，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义”。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他信心百倍，他无所畏惧。在他看来，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众判亲离。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镇、司马光。但因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遭到不遗余力的排斥。司马光出于朋友情分，三次写信予以劝谏，希望他能听听不同意见，王安石则是看见一条驳一条。如此执『迷』不悟，司马光只好和他分道扬镳。

前面说过，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这是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要以为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有不好的变法。前者催生国富民强，后者导致国破家亡。而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也不能只看动机，得看效果。

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实在是不佳，甚至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王安石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但这种结果，弄得宋神宗和王安石想不通。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他的新法真有问题？并非如此。

熙宁变法失败，宋神宗和王安石无疑都有责任。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王安石则太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但就事论事，就法论法，这些新法本身却并无大错。就说青苗法。

平心而论，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我们知道，一年当中，农民最苦的是春天。那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但换一角度看，这时农民又其实是有钱有粮的。这个“钱粮”，就是地里的青苗，只是不能“兑现”而已。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是一种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作担保，是一种“抵押贷款”。当然，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农民就只好卖地了。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

所谓“青苗法”，说白了，就是由国家替代富户来发放这种“抵押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自然较富户为低。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这当然是两全其美的事。至少，在王安石他们看来，农民向官府借贷，总比向地主借好（靠得住，也少受剥削）；农民向官府还贷，也总比还给地主好。还给地主，肥了私人；还给官府，富了国家。农民没有增加负担，国家却增加了收入，这难道不是好办法？

然而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

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国税和地税，『妓』的屁要上去。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高，竟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

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过去，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要求人，托请，给胥吏衙役交“好处费”。每过一道程序，就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农民身上有多少『毛』，经得起他们这样拔？

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为了鸡的屁就只好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不贷是不行的，因为贷款已然“立法”。你不贷款，就是犯法！

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们的寻租又多了一个旗号，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了。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

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不，他们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都不做，无为而治。如果无为而治，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捞钱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倒不在乎这动作是改革还是别的什么。比方说，朝廷要征兵，他们就收征兵费；要办学，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他们就收剿匪费……。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拔『毛』！何况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原本就是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样一种改革，说得好听叫理财，说得不好听就只能叫聚敛。王安石蛮干，为国事竭尽所能；手下人『乱』干，为拔『毛』赤膊上阵。接着，王安石无计可施了，手下人也衣锦还乡了、出国了、移民了。这变法是失败了，但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成功了。他们无所谓“法”的好坏，他们有所谓的是“变”，只要有“变”，就会有钱。

王安石许多新法的本意，是要“公私两利”的。青苗法如此，市易法也一样。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一个名叫魏继宗的平民上书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富户『奸』商便趁机进行控制，牟取暴利，吃亏的自然是老百姓。因此他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来管理市场，物价低时增价收购，物价高时减价出售，则“商旅以通，国用以足”。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具体办法，是由朝廷设立“市易司”，拨款一百万贯为本，控制商业贸易。这个办法，和常平法一样，也是动用国家力量来平抑物价。当然“市易司”也不是专做亏本生意，也是要赢利的，只不过并不牟取暴利而已。比方说富户『奸』商一文钱买进二文钱卖出，“市易司”则一文钱买进一文半卖出。赢利虽不算多，也能充盈国库。再加上官府财大气粗，控制了市场，物价的波动就不会太大。

但这样一来，所谓“市易司”就变成了一家最大的国营企业，而且是垄断企业了。我们现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政府』部门办企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何况王安石的办法还不是『政府』部门办企业，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结果自然只能是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当时代理开封府推官的苏轼就说均输法弊端甚多：“簿书廪禄，为费已厚”，此其一；“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此其二。于是，“官买之价，必贵于民。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因此他断言：朝廷只怕连本钱都收不回！就算“薄有所获”，也不会比向商人征税来得多。

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们比谁都清楚“官倒”是怎么回事，也都知道官方（『政府』或国企）采购是怎么回事。那可真是不买对的，只买贵的，不是品牌不要（非良不售），没有回扣不买（非贿不行）。所以官方采购贵于民间采购，也就不足为奇。至于官方经商，就更是有百弊无一利。事实上所谓“市易司”，后来就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他们的任务，原本是购买滞销商品，但实际上却专门抢购紧俏物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成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也才能从中渔利，中饱私囊。显然，在这一点上，所谓“保守派”的意见其实是对的：商业贸易只能是民间的事。官方经商，必定祸国殃民。

杜牧的《阿房宫赋》最后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王木木想，我是要每天笑醒的，我可不要什么“哀之”。所以，纯净的王相爷，到我一张白纸的海域新来建功立业吧，开创咱王相爷的海外变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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